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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4

美國重返亞洲下的香港外部勢力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2017年普選日益臨近,香港躁動不已,各派勢力紛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政改辦法,背後是香港管治權之爭,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博奕的關鍵議題。代表北京官方聲音的香港中資媒體《文匯報》、《大公報》等近日連續發文,指美國、英國等境外勢力正在利用情報人員、外交手段等形式對香港進行滲透,希望在香港未來政制發展中有所影響。
英國外交大臣施維爾日前在《明報》、《南華早報》發表署名文章,「關心」香港政制發展。香港中資媒體隨即出招,抨擊英國在「九七」之後繼續幹預香港政治。
香港《文匯報》稱,香港回歸16年來,一大批隱蔽身份的軍情六處特務回流香港,滲入政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政府要害部門,搶奪香港管治權。針對英國在港的間諜活動,《大公報》提醒說,香港市民對此需保持清醒認識,更要保持警覺,如果國家利益因此受損,香港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大公報》稱,與美國「依賴高科技」相比,英國情報機構更註重「人的資源」,即十分註重對關鍵人物的收買與策反,「放長線釣大魚」。為了達到目標,長期盯住關鍵人物,時間可以長達數年甚至十數年之久。正是這種情報運作方式,令英國當局可以在十分低調、不易被察覺的情況下,獲取大量核心情報。此外,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還有一招「殺手鐧」,即擁有大量政府高級公務員的絕密資料,包括個人污點、個人升遷軌跡等等。在回歸前一年,此類資料並未在香港銷毀,而是運回了英國。通過此類資料,長期控制著一批港英過渡期的高級官員,一旦有必要,則利用在港的喉舌媒體,發放不利消息以打擊目標。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騙領房屋津貼被控,但所有指控證據是源自數十年前的公務員資料,擁有此等能力的,應該只有英國當局。
中資媒體還把批判目標指向佔領中環行動。大公報稱,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是外國反華勢力視為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千載良機,「為此,多年來隱藏在香港的『戰略潛伏者』及網絡紛紛傾巢而出。除了調動夏千福來港坐鎮大局外,港英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兼軍情六處間諜顧汝德已先一步來港策應;大批港英餘孽也紛紛浮上檯面。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正式掛牌作中路調派;『真普選聯盟』集結大批反共文人發動『文攻』,『佔領中環』小組鼓動群眾負責『武嚇』,目標都是迫使中央政府接納一個反對派的方案,讓余若薇或其他反對派人士成功入閘,借普選為手段奪取香港管治權。」
事實上,從2003年以來,中方已經多次警告和批評美國駐港總領事不要幹預香港內部事務。值得註意的是,中共早在六年前的政治報告中,涉及香港部分的表述已經強調要反對外部勢力,顯示中央警惕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幹預港澳事務,也顯示出北京對於在香港普選過渡期相應要加強管治權的緊迫感。十七大報告涉港澳部分內容中提到「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幹預香港、澳門事務」,十八大報告更進一步指出,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幹預港澳事務」,表述的變動,顯示已從過去的立場上的反對,轉為實際的防範和遏制行動。
香港從來都是大國博奕之地,在中國加快崛起,提升國力的背景下,美國急於「重返亞太」,引發新一輪中美博弈,也引發北京與外部勢力在香港的角力。
2012年12月10日,美國情報委員會發布題為《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的報告,指出中國將在2030年前幾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並足以成為最大的「規則改變者」。報告同時指出,中國崛起同樣存在「不確定性」,如果東亞領海爭端升級,亞洲國家勢必站到美國一邊,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
美國防範中國這個「最大的敵人」,自然將香港視為其重返亞洲、制約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支點。美國「重返亞太」,旨在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存在,必然要強化美國在香港的力量存在,從而達到戰略牽制和長遠影響中國的目的。
從北京的角度看來,美國加快重返亞太的步伐,必然加快與香港本土反對勢力結合,借力打力,達到強化其幹預港澳事務力度的目的,這肯定令香港的局勢變得更為復雜。■

港英政治部的前世今生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若不是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出走事件,以及香港中資媒體近來直斥英國情報人員幹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這個被國際情報機構視為兵家必爭之地的情報中心,似乎早在中環的摩登大廈、蘭桂坊的夜夜笙歌、維多利亞港的燈光輝煌中漸漸溶解。其實,在「東方之珠」外,香港還有另一個別稱——「東方諜都」。中環至金鐘的各國駐港領事館裡出入光鮮的各色人員,混跡於蘭桂坊「老外圈子」的金髮美女,都有可能是諜報人員。
二戰時期,香港曾與里斯本、卡薩布蘭卡並稱「世界三大諜都」。國共之間、中日之間、世界各大國之間的情報戰,都把香港作為主戰場。張愛玲的小說《色戒》中的女主角王佳芝,就是在這一時期隨學校從廣州遷往香港,並在此接受任務,刺殺後來讓她愛恨糾結的易先生。
二戰結束後,里斯本與卡薩布蘭卡的情報中心功能也隨之消失,香港卻因其特殊的政治與地緣價值,繼續扮演「東方諜都」的角色。國共內戰爆發,香港地處兩岸三地交匯處,又有眾多外國領事館駐紮於此,自然成為國共兩黨特工重要的情報戰場。直至1949年國民黨撤守至臺灣,中共建政,香港又成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情報角力的樞紐城市。

「外部勢力」真的存在?

今年以來,圍繞香港2017年普選產生特首的政改討論一直是香港的焦點話題,就是否「真普選」,建制與泛民兩大派別各持己見,民間也發起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此時國際勢力的介入,無疑將對香港泛民勢力有所幫助。
英國外交大臣施維爾9月14日同時發表在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和中文媒體《明報》上的文章《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道出了英國出招的部分原因:英國有1000家左右的企業以香港為基地,香港的未來關係到英國的經濟利益。但施維爾沒有道出的原因是,英國方面仍希望通過扶植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延續其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影響力。
中方對此作出強硬回應:香港《文匯報》署名「徐庶」的評論文章,指出英國利用情報機構滲透香港內政等六條「罪狀」;一份報告曾披露,目前在香港廉政公署等機構內,仍有部分港英時期的官員任職,他們不時會對香港局勢有所影響。而本港政治勢力中,泛民與英國、美國的關係親密,曾有報導指出,親民主派的香港某著名媒體曾接受美國方面的資金援助,平時在輿論導向方面也向親美方向靠攏。

神秘的港英政治部

看起來,「外部勢力」似乎真的影響著香港的民主進程。從1949年開始,直到香港回歸前,一切圍繞著中英之間的情報戰,都繞不開一個神秘的老牌英國情報機構——港英政治部。
港英時期的警隊政治部,雛形初成於1934年,名義上隸屬於香港警隊,由警務處副處長指揮,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MI5),主要責任為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多類特殊任務。
分布在香港的英方情報人員,向英國軍情五處三科負責,三科負責遠東情報,在香港、新加坡、新德裏、坎培拉及惠靈頓設立五個辦事處。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辦公處設在駐港英軍總部內,遇到要事可無須通傳,直接謁見港督、三軍司令和警務處長。
1946年,政治部被納入香港警隊架構中。上世紀50年代中期,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國等國家的情報,並且嚴密防範和偵察大陸方面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來自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在香港進行顛覆和間諜活動。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位雇員,直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滲透左派人士,加強政治部人員配備。到上世紀80年代的高峰期,包括文職人員在內,政治部最多時達到1200名雇員。中方情報人員曾回憶,「六七暴動」最終暴露了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左派力量的佈署與戰略考慮,將左派力量完全暴露,中方的地下情報工作也遭到嚴重破壞。
由於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國情報機構對其他英聯邦國家也有類似機構,因此,直到今天,有關港英政治部的內部架構,仍然難以被外界知曉全貌。曾在政治部內部工作過的特工,所瞭解到的情況也只限於與其工作有關的部分,而且級別越低,瞭解到的內幕越少。

竊聽手段

直到今天,中英雙方的情報人員都承認,香港是雙方進行諜戰的重要戰場。英國方面在九七回歸前,曾以對中方情報人員進行長期竊聽、跟蹤、監視等手段獲取情報。
中英之間的情報戰,在九七年回歸之前,針鋒相對的兩個部門就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國方面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上世紀80年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裡坦言,「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一職,真正的身份其實是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有關香港的第一手情況,往往是通過香港分社傳回北京,也承擔著中方的情報任務。
許家屯回憶到,當時港英政府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內部的一舉一動都要進行監控,以至於分社成員開會、打電話向北京報告,都不得不跨過羅湖橋,回到深圳再行動,以防行蹤暴露,或電話被竊聽。
僅以竊聽手段為例,港英時期,政治部竊聽手段主要有三種。據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過,化名為「羅亞」的華人特工在回憶錄中記載,一是直接從電話線或機樓截取通話資訊,這種方法須得到電訊公司的配合。但在技術發達的今天已極少用到;二是設法進入目標建築,在室內安裝微型電子裝置,再在該建築附近安裝收聽站把信號收回;第三種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在目標鄰近樓宇單位鑽洞破牆,在牆內植入微型錄音器,直接接收信號。
港英政治部的竊聽手段,也被香港情報圈子的各路神仙競相模仿,回歸後的香港機要部門可謂難有半點私密性可言。
2005年,香港第二任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上任前決定將特首官邸搬到禮賓府。在禮賓府翻新裝修時,意外發現禮賓府內遍佈竊聽器,時有港媒報導:「包括客廳、臥室以至浴室都『不乾淨』」。禮賓府在港英時期曾為港督府。九七回歸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拒絕入住禮賓府,名義上稱不願將特區與殖民地記憶再做關聯,但有報導稱,董建華實際考慮的是,擔心英國方面在禮賓府內安裝竊聽器。禮賓府發現竊聽器後,曾蔭權拒絕對此事進行評論,但港媒曾報導,香港政府保安局在九七回歸後,徹底檢查過禮賓府,並移走所有竊聽器。如果報導無誤,此次發現的竊聽器當是九七後安裝進去的,這對港府的情報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獨有偶,就在同一年,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樓在裝修拆除一幅牆壁時,在牆身內發現竊聽器。位於添馬艦的解放軍駐港總部,前身是英軍駐港聯合總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搬入大樓前,解放軍方面已對該建築進行過詳細探測,未發現任何竊聽裝置。

收買線人

港英政治部獲取情報,通常通過間諜、收買線人以及行動組這三種主要方式來完成。間諜常以英國駐港外交官、各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等身份做掩護。外交官通常以領事館三秘等身份為主,便於以體面的身份出入於上流社會,結交各方人士。一位前英國外交官曾回憶,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學茶藝,以便以「中國通」的形象出現在華人面前,一方面可以與華人找到共同話題,另一方面也會使對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動組收集行動情報,在資訊尚不發達的年代,看上去比較老套。他們有時甚至會在香港與深圳交界處的羅湖口岸附近,探取遊客傳聞。今天看上去很不靠譜的一些坊間謠傳,在大陸漫長的封閉歲月裡,卻常常是港英第一手情報的來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幫垮臺等重大事件,在中國方面封閉消息的情況下,都是通過「遊客傳聞」的管道為港英知曉。以至於當時有些政治部特工,在工作之餘,把打探到的情報「邊角料」,寫成故事投稿給報社,以賺取外快。
收買線人這一管道,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工作特點。上世紀60年代,香港左派發起「六七暴動」,港英方面在左派工會中尋找的目標常常具有這樣的特點:「對屬於滿懷理想而獻身黨群的人而言,理想破滅或遭逢黨內權力鬥爭、受到整治排斥打壓等情況,都會成為倒戈投敵的誘因,至於一般平凡人物,權力、色欲和金錢都足以摧毀大部分人的意誌。」
在網路發達的當下,通過「遊客傳聞」獲取情報早已成為歷史,但通過高級線人刺探情報的管道卻一直活躍,而且深入香港的機密部門,近年來破獲的情報要案,屢屢震驚香港。
被香港媒體曝光、得到中聯辦證實的蔡小洪案即屬其中一例重案。蔡小洪在被秘密拘捕前,任中聯辦秘書長。他赴港前曾在《解放軍報》任記者,1989年調職到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從副處長做起,直到2001年升任秘書長。
據港媒報導,蔡小洪早在1995年就開始為英國情報機關服務,直到2002年,當時的最高國家領導人訪港,中國情報機構在一次例行的監聽行動中,意外發現英國方面對中國領導人的訪港行程瞭若指掌,由此展開秘密調查,最終發現是蔡小洪為英國情報機關提供機密消息,並涉及收受約600萬元人民幣的報酬。
英國情報機構在選擇線人方面可謂是煞費苦心。蔡小洪所任的中聯辦秘書長一職,可與中聯辦主任密切接觸,更有機會獲得中國領導人對香港問題的最高指示,同時也可利用職務之便,打通香港的三教九流。而且,蔡小洪家族成員深深紮根香港,可謂在香港工作方面根基十足。
據香港媒體報導,蔡家祖籍廣東普寧,一家三代都與中共在港的情報工作有深厚淵源。蔡小洪的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都是早年在上海活動的中共地下黨員。上世紀40年代,伍治之、蔡楚吟曾被當時主抓中共情報工作的周恩來派往香港,協助當時的港澳工作領導廖承誌。蔡小洪父親蔡誠,原名伍毅鴻,幼年時與父母失散,在周恩來安排下在延安長大。後因從事地下工作改跟母親姓蔡。蔡誠1988年升任司法部部長之前,長期在廣東工作,1965年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曾兼任深圳口岸黨委書記。
由於蔡小洪級別高,當局拘捕蔡時精心部署。2003年 7月 1日國務院總理訪港後順道訪問深圳,按常規中聯辦官員要陪同前往,這是抓捕蔡的絕佳機會。蔡與其他官員一同上車,其間大家有說有笑。但大巴過了關後,蔡看到兩個陌生人跟隨上車,隨即有不祥預感,但他仍然鎮定地用手機打了一個電話。當時大家都沒有在意他在電話裡講了甚麼,僅記得是說廣東話。惟事後得知,他的太太和孩子當天就乘坐飛機離開香港到英國。
蔡小洪案讓中方對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的潛伏感到震驚,並從2003年開始調整對香港的情報工作部署。蔡小洪案曝光後,中聯辦予以證實。中通社在2003年12月17日下午發放題為《中央駐港聯絡辦有關負責人談蔡小洪案》的新聞稿,引述中聯辦負責人說:「蔡小洪因涉嫌洩露國家秘密等違法犯罪行為,現由內地司法機關依法進行審查。有關部門近年來破獲的多起間諜案件顯示:外國間諜情報機關長期針對和利用香港從事徵募、策反、竊密等間諜活動。蔡小洪案只是外國間諜情報機關在香港進行間諜情報活動的案件之一。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2004年,蔡小洪在廣州秘密受審,被判有期徒刑15年。去年有消息稱他已獲假釋。
在蔡小洪之後,2003年又爆出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鄭華的秘書、英國籍商人陳瑜林為英國從事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中方指控他在事關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期間向英國人洩露中方機密。許家屯也曾回憶到,當年談判時感覺中方的底牌總能被英國人事先知曉,頗感懷疑。

抓捕敵特

港英政治部在收買線人方面出手慷慨,自己內部的安保工作卻極為成功。據許家屯回憶,港英政治部多年來,內部架構幾乎密不透風,外界極難通過間諜方式滲透其中。政治部偶爾與中方進行情報合作,卻對中方並不信任,結果導致慘劇發生。1955年4月,載有中方官員與中外記者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的包機,被臺灣特工安置炸彈爆毀。許家屯說,當時中方已事先截獲資訊,提醒英方註意提防,但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新華社香港分社想在港英政治部安插間諜,也是難上加難,唯一的高層關係就是上世紀60年代被曝光的「曾昭科案」。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提到曾在港英警隊裡任高級警司的「廣東省某省級官員」,就是曾昭科。
據公開資料介紹,曾昭科於1925年出生於廣州,祖籍滿洲旗人。曾昭科在小學畢業後來香港,在父親曾希穎安排下,跟兄長入讀九龍華仁書院,畢業正值香港淪陷,故此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來轉到京都帝國大學攻讀經濟。大學時代,曾昭科接觸左傾思想,熟讀由德文翻譯過來的日文版《資本論》。
1947年,畢業後的曾昭科回到香港,加入香港警隊並受到重用。他晚年的學生、著名企業家王石曾提到,曾昭科曾在牛津大學接受訓練。
曾昭科在香港警隊內因破獲要案而深得賞識,傳言是中方派出一位名媛施展美人計,又以重金相許,使他終被當時的大陸方面雇傭為間諜,套取港英方面的情報。若非後來事情敗露,很有可能成為首任華人探長。
1961年的中國國慶日,港英方面做出常規戒備,當天下午,幾名行色匆匆的旅客從大陸返回。負責收集「遊客傳聞」的港英方面值班人員,因為還沒完成任務,就從這批旅客中隨意攔住一名男子打探情況。這名男子行蹤正常,「唯有一矚目之處是右脛足踝以紗布包紮,外穿破鞋,紗布染滿積漬血汙,狀似傷患。」
在盤問中,港英特工並無發現異常,但發現該男子離開時走路一如常人,絲毫沒有受傷跡象,於是將其追回,帶到「黑屋」中繼續盤問。在把包紮紗布拆開後,終於在層層包裹下發現了一片僅有火柴頭大小的微型底片。
當時的政治部還沒有足夠的技術設施沖印微型底片,就將其交給英國軍情五處(MI5)沖印,發現內容為特工指令和對過往事件的總結,從內容與行文方式看,明顯是同行中人的手筆。經過一番逼供後,這名男子終於供出,與他在香港方面接頭的,正是當時的助理警司曾昭科。為避免打草驚蛇,政治部速戰速決,動用竊聽、跟蹤等手段人贓並獲,僅五天就把曾昭科擒拿歸案。
但是受到職務等級的限制,曾昭科並沒有向中方提供關於政治部的核心資訊,所出賣的資訊不外乎港英層面的高官背景等資料。曾昭科於1962年被遣送回大陸,其後定居廣州,於1978年複辦的暨南大學擔任外語系教授、系主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董事會名譽主席,曾先後獲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1984年獲廣東省六屆人大增選為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副主任,至2001年離任。

解散與復活

隨著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開始,香港回歸逐漸成為定局,英國方面也開始著手準備解散港英政治部。據《羅亞回憶錄》記載,當時港英為了避免這些前特工人員、尤其是華人特工被回歸後的中國方面收買以掌握英國情報,開出了不菲的遣散費,還有部分特工取得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的國籍或永久居留權。
除此之外,英國方面還將部分特工就地安插在本港的政府機構、重要組織裡,如銀行、馬會、ICAC等。據香港媒體《亞洲週刊》今年5月刊發的一篇報道,在一份北京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中曾提到,「廉署在回歸前是彭定康操控的準特務機構」,「屬於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由於這個機構的工作方式和偵查手段都非常獨特,屬於最核心的部門,因而一直受到港英當局嚴密控制並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進入」。此文還提到,英國的情報刺探工作也使北京憂慮,廉署作為「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區政府,甚至會刺向中聯辦和北京的駐港機構。
這份看似香港版「境外敵對勢力」論調的報告,或有誇大其辭的成份,但從蔡小洪、陳瑜林等人的案件中,不難看出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紮根之深。港英政治部作為一個整體,早已於18年前消散在這座城市的車水馬龍間,但他的觸角,仍然在中英情報對壘的第一線悄無聲息地綻出。■

梁振英豈能外軟內硬

作者:陳望華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菲律賓人質事件已逾三年。過去三年中,驚恐與傷痛在逐漸消退,但與此有關的話題卻會在每個周年,每次中菲、港菲會面時再度炒起。對這座擁有十數萬菲傭的城市來說,菲律賓人質事件似乎已經成為港人心中的「911」,一個難以痊癒的傷口。
當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保護這段痛苦回憶時,特首梁振英,卻成為揭開傷疤的人。
據《明報》報導,菲律賓《Manila Standard Today》10月9日報導,總統阿基諾三世聲稱日前在印尼亞太經合峰會與梁振英會面時,雙方「同意要採取步驟『放下』」(agreed to take steps to put behind)馬尼拉人質事件。報導稱,阿基諾三世已按梁的要求,同意安排與生還者及受害家庭對話。
菲律賓方面釋放的消息讓全港對梁振英震怒。10月11日上午和下午,香港特首辦公室兩次發表聲明,否認菲律賓媒體的報導。上午的聲明稱,雙方會面時,當阿基諾表示人質事件在菲方面的角度「已解決」時,梁振英立即明確表示不同意有關說法。梁振英重申,不妥善解決人質事件會繼續影響香港和菲律賓之間的關係。下午的聲明稱,菲媒有關報導斷章取義。梁振英在當日的會面中提出香港受害者家屬及傷者的4項要求,指出雙方必須商討並採取適當的行動,才能夠讓香港和菲律賓放下馬尼拉人質事件,重新向前發展雙方關係。
據媒體報導,11日下午,梁振英約見人質事件遇難者家屬。香港電臺11日報導稱,梁振英在會後表示,自己在與菲總統會面時,不存在主動約見和提及「放下」人質事件。家屬在與梁會面後也表示滿意。12日,菲方也聲明,之前的報導是不正確的。
但梁振英會見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時,阿基諾坐在正中,梁的座位被安排側邊,和菲國部長相對。輿論指這矮化了香港地位。
對此,梁振英11日解釋說,自己在印尼只有一天半時間,只有一次機會和阿基諾會面。他權衡過後,決定接受菲方安排,以和對方展開3年來第一次商討。
梁振英的解釋似乎有理,但這既不符合外交禮儀,也難以撫慰港人在菲人質事件上對特區政府的期待。參照幾天前梁振英與習近平會面時的規格,即便習是梁的上級,梁也與習並排而坐,只有主客之分,沒有上下級之說。此前董建華、曾蔭權二位特首也一概如此。
再如每年的APEC會議,香港特首歷來有份參會。在拍攝APEC「大家庭」合影時,香港特首與其他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亦並排而站,並沒有特殊對待。如果不是梁振英缺乏外交禮儀的概念,那麼恐怕只能用他沒有意識到菲人質事件的重要性來解釋他的表現欠佳了。
相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卻在人質事件上立場強硬,要求阿基諾儘快合情合理地解決人質人事。李克強的表態倒令港人稍感寬慰,或許這位總理有意彌補兩年前訪港時的一些缺憾。
梁振英的表現不僅無法與總理李克強相比,就連與他的前任曾蔭權相比,恐怕也略遜一籌。3年前,菲律賓人質事件剛發生時,曾蔭權立即取消了出訪內地行程,留港專心處理人質事件善後事宜、看望重傷者,同時請中央敦促菲律賓懲處相關官員。
相信港人可以接受梁振英的解釋,但很難接受梁振英以欠佳表現揭開香港舊傷。這位對香港爭普選運動表態強硬的特首,在菲律賓總統面前卻軟了下來。從九七到如今,本港共見證了三位特首,或許港人對未來普選出的特首還沒有一個明晰的想像,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需要的特首一定要能維護港人利益,我們不需要對內強硬、對外軟弱的特首。■

習近平對港「有所作爲」硬撼外部勢力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香港政經局勢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破天荒出席立法會午餐會,直面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召見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警告美國不能幹預香港政改;親中媒體連篇累牘批評外部勢力滲透香港,直指廉署有情報人員潛伏;過去對香港大財團一味忍讓的前港澳辦主任廖暉被阻再旁聽參加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協調會議。從今年8月以來,一系列舉措顯示,北京對港工作基調正趨強硬。《風聲》獲知,這種強硬直接來自北京最高層。據北京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告訴本刊,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對香港政改發展作出指示,「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要有所作爲」,並認爲中央過去對港不作爲是十分荒唐的。
正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6日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會談40分鐘。會面後,梁振英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習近平明確表示,政改要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決定,香港是法治社會,要依法辦事。有評論認為,這是習近平首次作出中央對香港政改原則的表態,很有針對性。不過,隨後發出的新華社稿,卻沒有刊出習近平談政改的相關內容,引起揣測。

習近平不買「占中」的賬

香港民主派從年初就開始醞釀「佔領中環」運動,逼迫北京在2017年政改辦法上做出讓步,值此之際,習近平強調對香港要「有所作爲」以及中央政府對政改堅持的原則,顯示北京在香港政改之路上立場堅定,絕不屈服。近一個月間,親北京陣營組團訪京,包括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負責統戰的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等對港政策有決策權的中央巨頭紛紛出場,表態意味濃烈。
「中央對香港要有所作爲,是要牢牢把握政改的主導權,這才是『一國兩制』突顯主權回歸。」知情者稱,北京認定,中央對審批香港特首選舉産生的方式有決定權、對選舉産生的新特首有任命權、對特首推薦的主要官員有審批權等,這是《基本法》賦予的中央權力,絕不是什麽幹預,更不是什麽「河水不犯井水」。
該知情者還稱,京城都知道,習近平是有名的犟脾氣,有人越是以「占中」來威逼中央,還請出港英勢力,他就越不會買帳。2009年2月,習近平出訪墨西哥,在出席當地華人聯誼會時的演講中,曾經有過兩段名言:「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這兩番話,盡顯習近平不屈服的倔強個性。
知情者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央再不會回到過去不作爲的時代,「完全不作爲,聽之任之不符合習近平的性格,也不符合『一國兩制』」。北京認定,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不是說可以放任自流,更不是可以由著一部分人的性子隨意而行。
井水不犯河水成過去
「井水不犯河水」,是比喻香港不應幹預內地事務,出自前國家主席江澤民。1989年,江澤民剛剛主持中央工作,首次提出「井水不犯河水」的說法。他在接見英國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顧問柯利達時表示:「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我曾在同香港許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談話中引用過一句諺語,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當時香港正處於回歸前的過渡期,北京首先面對的挑戰是香港會否成爲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顛覆」基地問題。江澤民態度非常明確:「一國兩制」之下,「兩制」必須「互不幹預」!作爲「經濟城市」的香港不能「政治化」。在一次與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談話時,江澤民旗幟鮮明地表明中國內地不會把香港「社會主義化」、香港也不能挑戰中國內地政治制度的基本立場。此後,江澤民還針對部分香港人存在的疑慮和誤解,利用各種會見外國客人和香港同胞的場合耐心地做解釋工作,引導香港人辯證地認識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互不幹預」的關係。
不過,近年中央官員已甚少引用「井水不犯河水」此一說法。早前,香港遭遇經濟滑鐵盧,香港社會普遍希望中央政府介入支援;進入政治改革轉型,中央政府也不願意袖手旁觀,井水河水已經很難分別,北京強勢介入勢在必行。親中人士認爲,隨著香港與內地關係愈來愈密切,井水河水已難以完全分得清,要期待有些香港人不事事以香港的標準評斷內地事情已經不可能。時代不同了,香港政治轉型中,中央不會放棄政改的主導權,「河水不犯井水」也與現時代不相符合。
這種「有所作爲」的主導,早從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之時就開始了。2012年3月,香港特首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梁唐惡鬥。中央政府一改過去建制派兩名候選人都能接受的態度,亮出鮮明挺梁姿態,並要確保梁振英高票當選。3月19日,向涉港事務的有關部門、人員緊急下達通知,共有九條指示,核心思想是「要將思想統一到支援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上」。
爲確保中央最新意圖得以順利實施,負責港澳及統戰事務的國務委員劉延東還親下深圳督戰,一直備戰至3月25日選委們投完最後一張票。劉延東在深圳立下軍令狀,勸導親北京選委與中央保持一致,並逐一面見做工作,確保盡可能多地落實每一張符合中央要求的選票。
當時,北京將選委會中的親中人士分成三撥:香港有影響力的巨頭直接前往北京,由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自召見;劉延東入住位於深圳市南山區西麗鎮的紫荊山莊,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人大代表會晤;還有一批地方政協的選委安排到西環,由中聯辦負責「打招呼」。此外,北京及內地與香港工作有關的部門紛紛派出大批情治及「助選」人員,緊張地活躍於香港各階層,傳遞中央意見,撰寫分析報告,協助做好選委們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工作。

北京疑慮港英勢力復活

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已經認定,近年香港實際存在的港英殘餘勢力,越是臨近2017年,越是會配合西方幹擾香港普選的節奏起舞。早前,就有香港媒體獲得一份北京對港研究機構的秘密報告,揭開北京對廉署這個「准特務機構」的懷疑,認爲它內部被英國人滲透,在內部監控機密通信,對一些案件在重要時刻向傳媒「爆料」,並影響調查方向,指其近年所調查的案件中,不少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
報告指出,香港回歸前夕,港英當局撤銷原情報機構政治部,將原政治部人員安插到香港政府各部門和公共機構。報告指,其中不少人進入了廉署,在原政治部特工操控下,在後過渡期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錯綜複雜角力之時,廉署積極配合港英當時的政策,「在幕後協助末代港督彭定康做了許多壞事,更成爲港英當局抗拒平穩過渡、打壓愛國愛港人士的政治工具」。
此篇報道刊出後在香港和內地引起巨大反響。本刊獲得消息稱,北京最高層關注報道提及的相關內容。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專門作出批示,並批轉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務委員楊潔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涉港澳事務的高官,要求重視相關問題。事後,香港中資機構、媒體層層傳達學習張德江指示,要求警惕港英勢力復活。北京並且正在進行研究,要主動做點事情。
隨後,中資背景的中通社連篇刊發專訪、約談,由專家學者出聲以研究成果證明港英勢力實際存在而且不甘寂寞。巧合的是,這個時候,美國駐港新總領事夏千福上任,還高調地上香港一些茶餐廳品嘗香港特色的美食,會見政治人物。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在香港報章發表「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文章,更是挑起了北京敏感的神經。
早前,英國勢力在香港的殘餘潛伏將如何發展,廣受各方關注,尤其現在不少公開示威場合,都有人高舉英國米字旗,也有一些人舉起分離主義的龍獅旗。在一國兩制和言論自由下,北京暫時對外都是隱忍不發。但現在既然「西方勢力」公開出手登上舞臺,北京也絕不袖手旁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罕有地約見夏千福,強調政制發展是香港內部事務;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再撰文批夏千福,指香港普選沒有夏說話的份兒,又指夏既然說對政改沒有立場和方案,就要言行一致;中聯辦宣傳部長郝鐵川撰文稱,早料英必搗亂香江,批施維爾不自量力;香港《文匯報》刊發題爲「施維爾吹響進攻號角 令港英潛伏勢力曝光」文章。一時間,井水與河水加上海水湧入香港,已經無法可以分得十分清楚了。
今年1月,「占中」黑雲壓城,民主派發聲逼迫中央落實「真普選」。駐港解放軍上半年內連續兩次在維港水域進行海空聯合演練,雖然當局稱爲例行演練,新華社報道則說,駐港部隊有能力維護香港安全和繁榮穩定,今次演練亦結合了未來的「使命任務」。儘管報道沒有提及是什麽任務,但是畫面上看到有官兵拿著步槍對著中環岸上。當時有評論就認爲,演習可能是針對「占中」運動。澳門軍事評論員黃東表示,兩次演練的密度相當罕見,而「聯檢拿捕、跟蹤監視」等演練,難免令人聯想起「占中」運動的泛民領袖。不過,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北京政府欲藉此嚇怕港人,但其實毫無作用,港人根本不關注,即使有留意此事的,也不相信軍隊會介入,因爲他們自認不是暴動。

對港高層決策廖暉出局

北京的有所作爲,並不限於政治領域,圍繞近期香港電訊市場准入問題的紛爭,中央政府也態度堅定支援中移動。電訊市場一直是香港競爭激烈也是被大商家壟斷的市場。2006年,中國移動在國資委支援下收購萬衆電話公司100%股權,成功進入香港本地市場,經過這幾年發展,規模不斷壯大,也在香港樹立了中國移動的服務品牌,市場份額不斷提高,公司規模翻番,市場份額、收入、利潤都翻番,自然對香港傳統商家佔據的電訊市場形成壓力。
由於香港3G牌照接近到期,特區政府於2012年展開業界意見徵詢。中國移動香港表態希望按照公衆利益原則和市場化原則,將牌照重新拍賣,他們有意入主。其他幾家擁有3G牌照的運營商則表態要求自動續牌。在各方表態之後,特區政府傾向於採取中間方案,即收回1/3頻率進行拍賣。運營商聯手聘請諮詢公司,發表報告認爲,即使部分收回方案也不合理,但港府似乎並不理會,這意味著中移動有機會在香港的3G牌照爭奪中再下一城。
面對北京央企壓境,香港電訊營運商深感憂慮,因此致函向港澳辦投訴,稱中國移動香港的表態是不計代價搶奪頻譜資源,要求港澳辦給予干涉。隨後,北京高層有人向中移動打招呼,要叫停中移動入主香港3G。
不久前,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主持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協調會議,已退休的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獲邀旁聽出席。討論中移動入主爭奪香港3G牌照事宜時,廖暉開腔維護香港傳統電訊商,指央企不應該進入香港與香港企業爭奪市場,這會破壞香港市場結構,不利社會穩定。
廖暉的言論並未得到認同。張德江當場駁斥,指香港是市場經濟,中資企業在香港是正常的商業活動,而且電訊産業與其他産業不同,不僅具通話功能,而且已經成爲資訊傳播平臺,臨近2017年普選,更會是政治傳播的手段,這樣的市場,中移動不能不入主。
北京認爲,香港的大電訊商背後都是地産集團,同時地産商又通過廣告利益影響媒體,掌握社會輿論導向,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他們已經通過各種手段,基本控制了電臺、電視、報紙、雜誌等香港社會的媒體,再通過把電訊服務媒體化,特別是通過移動通訊服務把媒體手機化,進一步強化其在未來數位媒體中的影響力。其動機和策略非常清晰,就是要在2017年前掌握一定的媒體主導權。通過各種手段搶佔未來的媒體佈局,擠壓中移動的香港電訊市場空間,幾乎是幾大商家的共同策略。據悉,這次協調小組會議結束後,張德江不值廖暉的立場和態度,指示秘書處:「以後開會,不需要通知廖暉了」。消息人士稱,廖暉就是長期以來在香港問題上不作爲的代表人物。

泛民否認英美干預

針對北京對港方針的強硬,香港民主黨成員、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回應稱,香港民主選舉由《基本法》確定,原來以爲回歸十周年的2007年就會有真普選,現在看來,到2017年都可能沒有。「這不符合『港人治港』。」涂謹申表示,香港人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價值存在,不想改變香港價值,而擔心共產黨會改變香港價值。「這種期望保存香港價值的想法、做法,不會去改變中國。中間應該有緩衝位可以接受。」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都表現政治激進,涂謹申指出:「年輕人很反叛,但不是傳統的反共,而是覺得你想改變香港慣有的制度,要洗腦,他們不願無條件接受內地的一套而引發衝突。」
涂謹申不認爲美英有干預香港的行爲,「夏千福周圍去食嘢(吃東西),去茶餐廳,這會影響香港選舉嗎?中國駐外領事直接與外國人接觸,那不更是干涉?」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在香港媒體發表文章,涂謹申認爲,講的都是大道理,「由頭到尾都是支援共識、普選,看不到有什麽干預,中央也沒有說過不要普選。」
在高層要對香港「有所作爲」工作方針指導下,北京也希望處於執政困境的特首梁振英亦要強硬起來,理直氣壯地維護回歸以來取得的成就,維護「一國兩制」。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蒯轍元表示,「一國兩制」,一國是重點,尤其涉及香港的政改和民主發展,在大的總體方針上,中央不能沒有主動權。鄧小平曾經說過,不能讓香港變成顛覆中央政府的反共基地。現在就是有人想通過政改,挑戰中央。「中央必須在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採取主導,否則後患無窮。」
各界都在等待港府推出的2017年政改諮詢報告,相信與泛民的要求會有距離。從現在開始直到2017年,圍繞「普選」角力會是一場硬仗。■

2013/11/6

社論:自貿區時代 香港要學澳門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都說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之日也是香港的危機之時。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了,將來要建一百個香港。
今天,多建幾個香港的時機似乎到了。有百個“香港",還有什麼東方之珠的位置?內地有香港了,我們怎麼辦?這是香港人的危機感!
其實,挑戰香港的不僅僅是上海的自貿區,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自貿區只是其中一部分,放眼香港周圍,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島、廣州的南沙新區、福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都一一脫穎而出,對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各新區、實驗區都在自己不同的定位下,尋找各自的依託,向中央政府提出自由貿易區申請。平潭島綜合實驗區要對接臺灣,深圳前海期望再造香港,珠海橫琴島新區與澳門融合模式更值得關註。
各地都打正旗號,要複製香港、超越香港,中央也明確表態,上海自貿區試驗,是要將這個區內的實踐經驗,不僅在上海落實,也將推廣到全國。中國的香港多了,原來的香港就沒有優勢、沒有亮點,這當然對現實的香港是挑戰。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地位的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定位,某程度上也將受到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廣州南沙的激烈競爭。接下來,受衝擊的會是香港的物流中轉、購物天堂、國際金融中心等,香港不能沒有危機感。
不過,面對後起之秀,香港明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如果可以繼續發力,香港需要思考,在全國群體起跑時,香港該如何繼續做好自由貿易發展的領跑角色。新一輪自貿區熱中,香港的定位決定取向。
一直吹奏著吸引內地客娛樂曲的澳門,開始邁向大神州。它跨出邊境向珠海延伸,狹小的空間頃刻遇到廣濶天地。澳門大學將新校區建在橫琴島,與澳門自成一體;澳門的輕軌將進入橫琴島縱深四百米與廣州的城軌對接;澳門民眾可以自駕單牌車進入橫琴島,把三倍於澳門的橫琴作為後花園;澳門政府成立投資公司參與投資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兩地政府首次攜手共進。澳門把橫琴新區看作是澳門的橫琴,充分利用開發,融入其中,盡情享有擁抱,讓原來只有娛樂博彩業的澳門走出一片新的豔陽天。
澳門正在走進神州,香港社會卻迷漫著切割內地、不願融合的迷茫。說香港是彈丸之地,守著的卻是深圳,連著廣博神州的後花園,沒有想過兩地政府積極投入合作開發;澳門緊鄰珠海的橫琴計劃,澳門政府積極參與,香港面對深圳的前海計劃,香港卻冷眼相看;澳門輕軌直接進入橫琴,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要分別各自建兩個高鐵站,沒有合建的構想。
很明顯,在橫琴、前海和上海自貿區的面前,澳門看到機遇積極迎戰,香港只看到挑戰躲閃回避。起碼,香港在一段時期內還有時間上的優勢。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浪潮剛剛開始,處於摸索階段,受限於原有體制,一下子還邁不開步伐。如比對分析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與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會發現兩者的吻合度竟然達到100%。把上海看作香港拓展內地市場的機會,上海沒有經驗,香港的引領優勢就能發揮作用。
香港還有空間優勢。TPP、TTIP等自貿協定設定成員國要有諸多開放甚至自由民主等政治條件,明顯在排擠中國,上海自貿區為此起。但香港具備相關條件,在與美國、歐盟、東南亞諸國的合作中遊刃有餘,可以繼續為中國自貿區建立並與國際接軌出力。
歷史的香港勝在自由貿易、制度落差紅利,如今社會中的保守氣息正在吞噬自由貿易原則,而隨著多個特區、自貿區的成立,內地的開放將進一步縮小陸港兩地的制度落差,香港只有積極迎戰。時間、空間以及香港內在求變的驅動,都能為香港爭取主動,再創輝煌的機遇。■

2013/11/3

北京高人指點 梁振英突然强硬

作者: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陳茂波又攤上大事了!盡管梁振英前段時期挺身而出,以高調強硬引火燒身,以圖轉移視線,令早前被揭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涉嫌利益衝突的發展局局長陈茂波可以脫身。不過,有會計師近日再發現陳茂波家人持有的國萬實業,曾向公司註冊處申請凍結,但凍結期間卻發出共4張分別由陳茂波及國萬人士簽署的地租收據,怀疑陳茂波在事件中涉嫌違反《公司條例》,被認為表面上屬嚴重刑事罪行。梁振英高調強硬圖保陳茂波杀出反對派和媒體包圍的打算可能落空。

有可能會提前下課

本刊獲内幕消息,上任來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状态的梁振英,並非無緣無故在早前出席天水圍論壇時突然強硬,而是獲得京城「高人」指點。京城來人在多個不同場合都語帶警告意味地「指點」稱,梁振英「再繼續龜縮特首辦,無法展示強硬姿態,遲早會提前下課」。尤其是主管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遇難」,被揭發他的太太及親家持有發展區內的上水古洞農地,涉嫌利益衝突,社會要求陳茂波下台的呼聲頗高。「如果不死保陳茂波,他會被迫辭去官職。讓陳茂波成為又一個為這屆特區政府犧牲的高官,那以後还有誰為你出任官員,誰為你服務香港市民?」
在場人士透露,梁振英聽完指點若有所思,然後點頭稱是。隨即不久,特首果然強硬,連續「落區」參加論壇,擺出強勢姿態,硬闖基層,突破反對派圍剿。借廉署中止調查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梁振英高調為两位愛將抱怨,批評媒體欠公平,要求舉報人道歉。在論壇上,梁振英還就小學女教師暴粗辱罵警察事件要教育局向特首遞交報告。梁振英此舉,被認為要一洗一年來的執政頹勢,向反對派絕地大反撀,而背後是京城高人「指點」、支持!
該京官指,香港社會在政治氣氛濃烈時變得錯綜複雜,加上舊港英勢力的滋擾,新一屆政府上任,一位接著一位問責官員下課,誰接任都有惹上麻煩的可能。「特首不出面死保,誰還會往槍口上撞?」尤其是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20年前欺騙政府房屋津貼的舊事被揭發,要立即辭職,成為香港史上最短命局長,並且惹上官司被判緩刑。在媒體追問下,退休后再回爐港府的麥齊光道出心中苦澀:如果不當局長,就不會有這事發生。言下之意,他成了這屆政府的擋箭牌了。
立法會民選議員、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指現在香港的整體環境是「弱政府,強社會,狂政黨」。這樣的環境下,軟弱的政府被人欺。高人指點梁振英要強勢出撀,絕不能在反政府勢力面前表現軟弱。據悉,當局分析,梁振英強勢突破可以帶來幾方面的效應,一是讓特首改變一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二是讓政府的支持者更有信心;三是轉移媒體視線,為陳茂波解圍;四是提升低迷的官府士氣;五可以創造正面環境,為推出普選咨詢方案營造正面氣氛。
梁振英高調出撀引來反對者高調回擊。繼泛民召開記者會批評梁振英言論後,港大學生會也發表聲明,批評梁振英上任後製造敵我矛盾,要求梁向公眾道歉及下臺。特首辦罕有地發表聲明反駁,並重申梁對林慧思事件及泛民往廉署舉報的立場。梁振英連日來採取強硬政治態度,有學者認為,是要爭取社會保守派及治安部隊的支持。
據悉,梁振英遲遲不推普選咨詢方案,有自己的考量。梁振英曾私下對官員稱,如果現在推咨詢方案,社會分歧的矛頭就會對準政府。「讓不同意見鬥個明白,社會氣氛穩定一些,政府再推出香港民眾可以接受的方案,能收到預期效應。」
事實上,梁振英自上任後一路被動失利,如不能扭轉局勢,建制內人士認為,即使不得不要誓保他做完一屆政府,也無法保證他可以連任。本刊了解到,有建制內人士向中央建言,雖然梁振英執政沒有B方案,但在無法確保他連任的情況下應該加紧培養新的特首后备人選,不排除重新安排曾與梁振英「唐梁之爭」的唐英年作後備。
知情人士告訴本刊,有人向中央建言,唐英年本來就是中央考慮的愛國愛港人選,只是在「唐梁之爭」時落下風,但唐英年的負面消息早已經出盡,又在爭執中被視為弱者,從現在起提供機會,重新出山會得民意。
梁振英登上特首位置一年,尚未度完蜜月就發生梁宅潛建事件,本屆政府上台短短一年多,已有多名管治班子成員先後下台或被迫辞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數十年前的舊帳被翻出來,創下高官極速下台的紀錄,之後是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负责新界東北發展區的陳茂波被揭有利益冲突,風波尚未平息,其政治助理何建宗亦被揭發同样有利益冲突而迅速辭職。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是最新一個,以「照顧一對年幼子女」的牵强理由辭職。
一年多中,港府一直丑聞不斷,灰頭土臉。就在梁振英於天水圍論壇上對反對陣營作出大反擊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最新調查顯示,梁的支持度再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只有26%,反對率達57%,民望淨值為負31%。陳茂波捲入家人在新界東北擁有土地事件,其民望在局長中「包尾」,支持率較7月初再下滑5個百分點至15%。中央不得不發出警訊,同時也撐梁振英強硬起來,希望藉此提振香港社會正氣。
不過,8月11日梁振英發功未見其效,反引出一幫倍受質疑的黑大漢,高叫力挺梁振英,令人哭笑不得。在接下來的观塘落區,梁振英少許收斂,以求亡羊補牢。但最新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梁振英兩次落區後的支持度和評分都跌至上任以來新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表示,根據以往經驗,得分不足50的政治人物可視為不受歡迎,不足45分的可說是面對信任危機。

張德江肯定香港紀律部隊

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日前率紀律部隊訪京,受分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接見,張德江充分肯定了紀律部隊作為香港公務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工作。而幾乎同一時刻,《信報》的專欄文章9月7日引述輔警警校畢業生稱,教官向前線員佐級警員強硬灌輸佔中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要不惜一切驅散『佔中』參與者,甚至不排除抬走;總之,不能讓參與者聚集中環附近」。雖然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否認警方已把佔中「定性」為暴力,指所有輔警必須接受訓練,學習如何公平公正執法。但港府針對反對派人士趨於強硬已是既定方針。梁振英是否步入管治危機,值得继续观察。■

梁振英的窘境源於他的個性

作者:陳望華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梁振英當特首後,施政一直不順利,無論傳媒還是政界的支持度都下跌得很快,熟悉梁振英的人士表示,梁今日窘境與他的個性、用人佈局有密切關係。
梁振英剛剛上台後,決定公開招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這個決定在當時是他的執政亮點之一,公務員與年輕一代對他的支持度很高,許多人表示,有興趣參加競聘。
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公開招聘在法律上是不需要的,如美國的歷屆新總統,上任後要任命超過3000個公務人員,並不需要公開招聘。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比美國小得多,所以政治任命的人不多,3個司長12個副局長12個助理。

拒絕何永謙,令支持者失望

僅從程序上講,梁的決定無可厚非,但梁過分公事公辦,令許多舊部寒心。梁振英的競選辦副主任何永謙,在競選期間主要負責政綱的編寫,梁上會後,何永謙沒有得到政治任命,經過公開招聘後落選。更令梁的支持者不滿的是,在公開招聘後,梁沒有在宣布結果之前與何永謙協商,而是在公開招聘後用程序冰冷拒絕何永謙,這是不太合理的安排。
上任之初的這次安排失當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影響到的人不多,但這對梁振英的佈局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這讓他在政界始終沒有很堅定的支持者,立法會、工聯會等機構與黨派內,梁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有力、連貫的支持力量,沒有支持者就沒有一個很堅定的政治聯盟。

啟用不懂政治的吳克儉

梁上台不足百日,即爆發震動全港的反國教風波。國民教育科雖然是曾蔭權時代的遺產,但梁的處置失當,也需對此負直接責任。一位跟梁熟悉的人說:「梁振英上台後,找的很多是專業人士,很多以前在政治上沒有公開發表過政見的,比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他本身的專業是人力資源的,在考試局做過顧問。他不是政治(political)的人,但他第一件處理的事很政治,就是國民教育事件。吳克儉是從一個很專業的​​角度上看國民教育,但他很缺乏政治敏感度。」
國教問題曾蔭權時代就有諮詢,諮詢期結束後就要推動政策,進立法會討論。 「CY沒有考慮國民教育本身就很意識形態,本身叫國民教育還是公民教育很爭議,教材怎麼定絕對是很政治化的事,不是行政的事。找一個懂政治的人一定不會出現嗎?不能肯定,但推銷方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斟酌的,包括是不是要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之前,因為泛民肯定會炒,是不是可以延期……後來出現的狀況等於政治自殺,教材很多價值觀不敏感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為什麼面對那麼多難題,從選人、佈局,從一開始佈局上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到後來的結局」。
有人曾這樣描述CY的「不粘鍋」性格:「CY性格是double arms(與人保持兩臂距離)」 。據說,當初競選特首時,競選辦裡面也沒有人單獨跟梁吃飯超過兩次的。
梁振英的不粘鍋性格也影響了他與工商界的關係,在香港立法會裡,如不能與工商界保持很好的溝通,就很難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施政不暢是必然的。梁振英與工商界刻意保持距離,並沒有因此改變香港市民「官商勾結」的總體印象,市民對地產霸權的不滿也會轉嫁到港府身上。因此,梁振英若想改變當前的施政困境,必須改變自己的不粘鍋性格,尋求至少一派的強力支持。 ■

香港資本市場即將轉運

作者:賀軍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作者簡介:安邦集團(ANBOUND)研究合夥人、高級研究員。

近幾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內地宏觀調控之下,香港資本市場表現平庸。就港股而言,自2007年11月恒生指數接近32000點之後,一直沒有恢復過來,最新的股指大約相當於2007年8月初的水準。據普華永道的統計,在2012年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以首次公開發行(IPO)融資規模來比較,香港市場退居全球第四,2012年IPO共計64宗,融資規模達到898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722億元),較2011年的2723億港元減少達67%。
過去十年,香港資本市場的繁榮與H股、紅籌公司的大量上市分不開。自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間,僅H股和紅籌股在港融資額就達1.55萬億港元。根據香港聯交所資料統計,截至2012年7月底,共有H股171只、紅籌股108只、內地民營企業股431只,合計市值達到了10.75萬億港元,占整個港股市價的57.6%。近幾年,隨著H股、紅籌公司上市的減緩,香港資本市場近幾年發展平淡。以IPO數量來看,香港股市2012年還未恢復2009年時的水準。
不過,在安邦(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未來一兩年香港資本市場可能面臨轉運的機會。

香港市場轉運的四大原因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未來隨著美元升值,港元資產會變得相對值錢。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的經濟復蘇最為穩健,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穩定的上升,美國能源投資不斷加大,以及就業情況的逐步好轉,美國經濟正在贏得全球市場的信心。全球資本回流發達市場,美國市場是最大的流入地區,這將在未來幾年使得美元走強。與正在艱難復蘇的歐元區和在「安倍經濟學」下刻意維持低日元匯率的日本經濟相比,美元的走強更是可期。這種背景下,與美元掛鉤的港元資產將會變得相對值錢,具有更大的投資價值。
原因之二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熱度正在上升,這種趨勢也不容忽視。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投資迅速增長。2012年,中國內地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加上金融類投資則超過100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一股新生力量。香港在中國大陸對外投資中佔有重要地位,到2010年底,中國境內企業對香港地區直接投資存量占對亞洲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超過80%,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超過60%。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截至2011年底,中國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以市值計算達3900億美元,占所有來源地的36.3%。在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對外投資仍保持了高速增長,2013年上半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為455.7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28.7%。這種背景下,香港仍是中國海外投資的最大受益者。
原因之三是,與沉屙纏身的中國A股相比,港股的前景更為可觀。中國內地證券市場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嚴重脫節,這突出反映在A股的融資功能和市場表現上。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領先,但自2007年以來,上證A股指數已經下跌超過65%,至今仍在低位徘徊。再加上中國A股的行政干預色彩極濃,動不動就暫停IPO、導致800家企業上市排隊之類的舉動,使得A股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有效市場。在未來一兩年,仍然看不到中國A股有較好發展的可能。這種形勢,將驅使一大批優秀的中國內地企業(如阿裡巴巴集團)到香港上市融資。
原因之四是,香港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主要受益者。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香港在中國內地的開放進程中,有優越的條件分享其中的利益。在全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中,香港具有獨特優勢,完全可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目前,在人民幣存款規模、人民幣金融產品的推出、內地證券市場對香港投資者的開放等方面,中央政府都會優先考慮香港市場的需要,也會把香港作為重要的「試驗田」。
香港具有的上述這些優勢,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基本格局決定的,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從外部來看香港,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要維持市場的穩定、開放,提供有效的服務。筆者注意到,香港監管部門正在調整政策,改善企業到香港上市的環境。據港交所發佈的資訊,香港將對2013年10月1日或之後提交的上市申請,採用新的上市規定,如精簡監管程式,縮短審批時間;監管機構將簡化上市審閱程式,精簡要求檔數量及加速審批等等。類似的投融資便利化的措施,有利於香港資本市場保持吸引力。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員看來,目前的多個因素都有利於香港市場的表現,香港資本市場在未來一兩年將面臨發展的好時機。只要香港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保持良好的市場服務能力、保持安全的投資環境,背靠中國內地市場,香港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