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香港政經局勢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破天荒出席立法會午餐會，直面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召見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警告美國不能幹預香港政改；親中媒體連篇累牘批評外部勢力滲透香港，直指廉署有情報人員潛伏；過去對香港大財團一味忍讓的前港澳辦主任廖暉被阻再旁聽參加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協調會議。從今年8月以來，一系列舉措顯示，北京對港工作基調正趨強硬。《風聲》獲知，這種強硬直接來自北京最高層。據北京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告訴本刊，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對香港政改發展作出指示，「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要有所作爲」，並認爲中央過去對港不作爲是十分荒唐的。
正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6日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會談40分鐘。會面後，梁振英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習近平明確表示，政改要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決定，香港是法治社會，要依法辦事。有評論認為，這是習近平首次作出中央對香港政改原則的表態，很有針對性。不過，隨後發出的新華社稿，卻沒有刊出習近平談政改的相關內容，引起揣測。
習近平不買「占中」的賬
香港民主派從年初就開始醞釀「佔領中環」運動，逼迫北京在2017年政改辦法上做出讓步，值此之際，習近平強調對香港要「有所作爲」以及中央政府對政改堅持的原則，顯示北京在香港政改之路上立場堅定，絕不屈服。近一個月間，親北京陣營組團訪京，包括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負責統戰的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等對港政策有決策權的中央巨頭紛紛出場，表態意味濃烈。
「中央對香港要有所作爲，是要牢牢把握政改的主導權，這才是『一國兩制』突顯主權回歸。」知情者稱，北京認定，中央對審批香港特首選舉産生的方式有決定權、對選舉産生的新特首有任命權、對特首推薦的主要官員有審批權等，這是《基本法》賦予的中央權力，絕不是什麽幹預，更不是什麽「河水不犯井水」。
該知情者還稱，京城都知道，習近平是有名的犟脾氣，有人越是以「占中」來威逼中央，還請出港英勢力，他就越不會買帳。2009年2月，習近平出訪墨西哥，在出席當地華人聯誼會時的演講中，曾經有過兩段名言：「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這兩番話，盡顯習近平不屈服的倔強個性。
知情者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央再不會回到過去不作爲的時代，「完全不作爲，聽之任之不符合習近平的性格，也不符合『一國兩制』」。北京認定，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不是說可以放任自流，更不是可以由著一部分人的性子隨意而行。
井水不犯河水成過去
「井水不犯河水」，是比喻香港不應幹預內地事務，出自前國家主席江澤民。1989年，江澤民剛剛主持中央工作，首次提出「井水不犯河水」的說法。他在接見英國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顧問柯利達時表示：「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我曾在同香港許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談話中引用過一句諺語，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當時香港正處於回歸前的過渡期，北京首先面對的挑戰是香港會否成爲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顛覆」基地問題。江澤民態度非常明確:「一國兩制」之下，「兩制」必須「互不幹預」!作爲「經濟城市」的香港不能「政治化」。在一次與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談話時，江澤民旗幟鮮明地表明中國內地不會把香港「社會主義化」、香港也不能挑戰中國內地政治制度的基本立場。此後，江澤民還針對部分香港人存在的疑慮和誤解，利用各種會見外國客人和香港同胞的場合耐心地做解釋工作，引導香港人辯證地認識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互不幹預」的關係。
不過，近年中央官員已甚少引用「井水不犯河水」此一說法。早前，香港遭遇經濟滑鐵盧，香港社會普遍希望中央政府介入支援；進入政治改革轉型，中央政府也不願意袖手旁觀，井水河水已經很難分別，北京強勢介入勢在必行。親中人士認爲，隨著香港與內地關係愈來愈密切，井水河水已難以完全分得清，要期待有些香港人不事事以香港的標準評斷內地事情已經不可能。時代不同了，香港政治轉型中，中央不會放棄政改的主導權，「河水不犯井水」也與現時代不相符合。
這種「有所作爲」的主導，早從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之時就開始了。2012年3月，香港特首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梁唐惡鬥。中央政府一改過去建制派兩名候選人都能接受的態度，亮出鮮明挺梁姿態，並要確保梁振英高票當選。3月19日，向涉港事務的有關部門、人員緊急下達通知，共有九條指示，核心思想是「要將思想統一到支援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上」。
爲確保中央最新意圖得以順利實施，負責港澳及統戰事務的國務委員劉延東還親下深圳督戰，一直備戰至3月25日選委們投完最後一張票。劉延東在深圳立下軍令狀，勸導親北京選委與中央保持一致，並逐一面見做工作，確保盡可能多地落實每一張符合中央要求的選票。
當時，北京將選委會中的親中人士分成三撥：香港有影響力的巨頭直接前往北京，由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自召見；劉延東入住位於深圳市南山區西麗鎮的紫荊山莊，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人大代表會晤；還有一批地方政協的選委安排到西環，由中聯辦負責「打招呼」。此外，北京及內地與香港工作有關的部門紛紛派出大批情治及「助選」人員，緊張地活躍於香港各階層，傳遞中央意見，撰寫分析報告，協助做好選委們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工作。
北京疑慮港英勢力復活
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已經認定，近年香港實際存在的港英殘餘勢力，越是臨近2017年，越是會配合西方幹擾香港普選的節奏起舞。早前，就有香港媒體獲得一份北京對港研究機構的秘密報告，揭開北京對廉署這個「准特務機構」的懷疑，認爲它內部被英國人滲透，在內部監控機密通信，對一些案件在重要時刻向傳媒「爆料」，並影響調查方向，指其近年所調查的案件中，不少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
報告指出，香港回歸前夕，港英當局撤銷原情報機構政治部，將原政治部人員安插到香港政府各部門和公共機構。報告指，其中不少人進入了廉署，在原政治部特工操控下，在後過渡期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錯綜複雜角力之時，廉署積極配合港英當時的政策，「在幕後協助末代港督彭定康做了許多壞事，更成爲港英當局抗拒平穩過渡、打壓愛國愛港人士的政治工具」。
此篇報道刊出後在香港和內地引起巨大反響。本刊獲得消息稱，北京最高層關注報道提及的相關內容。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專門作出批示，並批轉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務委員楊潔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涉港澳事務的高官，要求重視相關問題。事後，香港中資機構、媒體層層傳達學習張德江指示，要求警惕港英勢力復活。北京並且正在進行研究，要主動做點事情。
隨後，中資背景的中通社連篇刊發專訪、約談，由專家學者出聲以研究成果證明港英勢力實際存在而且不甘寂寞。巧合的是，這個時候，美國駐港新總領事夏千福上任，還高調地上香港一些茶餐廳品嘗香港特色的美食，會見政治人物。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在香港報章發表「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文章，更是挑起了北京敏感的神經。
早前，英國勢力在香港的殘餘潛伏將如何發展，廣受各方關注，尤其現在不少公開示威場合，都有人高舉英國米字旗，也有一些人舉起分離主義的龍獅旗。在一國兩制和言論自由下，北京暫時對外都是隱忍不發。但現在既然「西方勢力」公開出手登上舞臺，北京也絕不袖手旁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罕有地約見夏千福，強調政制發展是香港內部事務；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再撰文批夏千福，指香港普選沒有夏說話的份兒，又指夏既然說對政改沒有立場和方案，就要言行一致；中聯辦宣傳部長郝鐵川撰文稱，早料英必搗亂香江，批施維爾不自量力；香港《文匯報》刊發題爲「施維爾吹響進攻號角 令港英潛伏勢力曝光」文章。一時間，井水與河水加上海水湧入香港，已經無法可以分得十分清楚了。
今年1月，「占中」黑雲壓城，民主派發聲逼迫中央落實「真普選」。駐港解放軍上半年內連續兩次在維港水域進行海空聯合演練，雖然當局稱爲例行演練，新華社報道則說，駐港部隊有能力維護香港安全和繁榮穩定，今次演練亦結合了未來的「使命任務」。儘管報道沒有提及是什麽任務，但是畫面上看到有官兵拿著步槍對著中環岸上。當時有評論就認爲，演習可能是針對「占中」運動。澳門軍事評論員黃東表示，兩次演練的密度相當罕見，而「聯檢拿捕、跟蹤監視」等演練，難免令人聯想起「占中」運動的泛民領袖。不過，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北京政府欲藉此嚇怕港人，但其實毫無作用，港人根本不關注，即使有留意此事的，也不相信軍隊會介入，因爲他們自認不是暴動。
對港高層決策廖暉出局
北京的有所作爲，並不限於政治領域，圍繞近期香港電訊市場准入問題的紛爭，中央政府也態度堅定支援中移動。電訊市場一直是香港競爭激烈也是被大商家壟斷的市場。2006年，中國移動在國資委支援下收購萬衆電話公司100%股權，成功進入香港本地市場，經過這幾年發展，規模不斷壯大，也在香港樹立了中國移動的服務品牌，市場份額不斷提高，公司規模翻番，市場份額、收入、利潤都翻番，自然對香港傳統商家佔據的電訊市場形成壓力。
由於香港3G牌照接近到期，特區政府於2012年展開業界意見徵詢。中國移動香港表態希望按照公衆利益原則和市場化原則，將牌照重新拍賣，他們有意入主。其他幾家擁有3G牌照的運營商則表態要求自動續牌。在各方表態之後，特區政府傾向於採取中間方案，即收回1/3頻率進行拍賣。運營商聯手聘請諮詢公司，發表報告認爲，即使部分收回方案也不合理，但港府似乎並不理會，這意味著中移動有機會在香港的3G牌照爭奪中再下一城。
面對北京央企壓境，香港電訊營運商深感憂慮，因此致函向港澳辦投訴，稱中國移動香港的表態是不計代價搶奪頻譜資源，要求港澳辦給予干涉。隨後，北京高層有人向中移動打招呼，要叫停中移動入主香港3G。
不久前，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主持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協調會議，已退休的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獲邀旁聽出席。討論中移動入主爭奪香港3G牌照事宜時，廖暉開腔維護香港傳統電訊商，指央企不應該進入香港與香港企業爭奪市場，這會破壞香港市場結構，不利社會穩定。
廖暉的言論並未得到認同。張德江當場駁斥，指香港是市場經濟，中資企業在香港是正常的商業活動，而且電訊産業與其他産業不同，不僅具通話功能，而且已經成爲資訊傳播平臺，臨近2017年普選，更會是政治傳播的手段，這樣的市場，中移動不能不入主。
北京認爲，香港的大電訊商背後都是地産集團，同時地産商又通過廣告利益影響媒體，掌握社會輿論導向，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他們已經通過各種手段，基本控制了電臺、電視、報紙、雜誌等香港社會的媒體，再通過把電訊服務媒體化，特別是通過移動通訊服務把媒體手機化，進一步強化其在未來數位媒體中的影響力。其動機和策略非常清晰，就是要在2017年前掌握一定的媒體主導權。通過各種手段搶佔未來的媒體佈局，擠壓中移動的香港電訊市場空間，幾乎是幾大商家的共同策略。據悉，這次協調小組會議結束後，張德江不值廖暉的立場和態度，指示秘書處：「以後開會，不需要通知廖暉了」。消息人士稱，廖暉就是長期以來在香港問題上不作爲的代表人物。
泛民否認英美干預
針對北京對港方針的強硬，香港民主黨成員、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回應稱，香港民主選舉由《基本法》確定，原來以爲回歸十周年的2007年就會有真普選，現在看來，到2017年都可能沒有。「這不符合『港人治港』。」涂謹申表示，香港人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價值存在，不想改變香港價值，而擔心共產黨會改變香港價值。「這種期望保存香港價值的想法、做法，不會去改變中國。中間應該有緩衝位可以接受。」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都表現政治激進，涂謹申指出：「年輕人很反叛，但不是傳統的反共，而是覺得你想改變香港慣有的制度，要洗腦，他們不願無條件接受內地的一套而引發衝突。」
涂謹申不認爲美英有干預香港的行爲，「夏千福周圍去食嘢（吃東西），去茶餐廳，這會影響香港選舉嗎？中國駐外領事直接與外國人接觸，那不更是干涉？」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在香港媒體發表文章，涂謹申認爲，講的都是大道理，「由頭到尾都是支援共識、普選，看不到有什麽干預，中央也沒有說過不要普選。」
在高層要對香港「有所作爲」工作方針指導下，北京也希望處於執政困境的特首梁振英亦要強硬起來，理直氣壯地維護回歸以來取得的成就，維護「一國兩制」。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蒯轍元表示，「一國兩制」，一國是重點，尤其涉及香港的政改和民主發展，在大的總體方針上，中央不能沒有主動權。鄧小平曾經說過，不能讓香港變成顛覆中央政府的反共基地。現在就是有人想通過政改，挑戰中央。「中央必須在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採取主導，否則後患無窮。」
各界都在等待港府推出的2017年政改諮詢報告，相信與泛民的要求會有距離。從現在開始直到2017年，圍繞「普選」角力會是一場硬仗。■
2013/12/4
中央巡視組駕臨 滬滇連爆弊案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去年11月上臺後，迅即在全國掀起新一輪反腐敗運動。剛剛過去9月成為「集中審判月」，薄熙來、丁書苗等大案相繼塵埃落定，「表叔」楊達才式的「小蒼蠅」也應聲落網。從上到下，「既打老虎，又打蒼蠅」的格局似已成形，而中紀委派出的十個中央巡視組也結束在不同省部級單位的巡視工作，分別向中央和各被巡視單位回饋情況。
滬法官嫖娼「被督導」
今年5月開始，十個中央巡視組分別進入湖北、內蒙古、江西、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國出版集團、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等單位進行巡查。之後，根據中央部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於6月18日正式啟動，中紀委又派出督導組，指導督促「整黨」，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中懲治腐敗。
7月底，中央督導組一行38人進駐上海，下榻瑞金賓館。就在此時，有人在網絡上爆料，在陳良宇貪腐事件後一直平靜、廉潔的上海政壇扔下了「炸彈」。
今年8月1日，上海網友以署名為「公平正義比陽光還溫暖」的新浪微博發佈時長逾8分鐘的視頻，曝光數名上海高院法官於6月9日晚在衡山度假村集體招嫖。視頻字幕勁爆大量細節：「夜總會最大最豪華的『鑽石一號』包房」、「官員與夜總會小姐手挽手下樓梯」、「黑衣女子從房間出來，將錢塞入胸罩內」等。
這一爆料迅速成為輿論熱點，盡管該微博在轉發次數過萬後被刪，但是已經成為在國際流傳的醜聞，上海當局已經無法掩飾。8月2日晚，上海紀委官方微博「廉潔上海」發佈消息稱，上海市紀委看到網民舉報資訊後，立即會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對該院民一庭庭長陳雪明等4人在某度假村夜總會娛樂的情況開展調查，將根據查清的事實依紀依法進行處理並向社會公佈結果。
經上海市紀委、高院黨組、公安局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查明，集體招嫖的組織者為上海建工四建集團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副經理郭祥華，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長趙明華受邀後，又邀請上海高院民一庭庭長陳雪明，院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副主任倪政文，民五庭副庭長王國軍一同前往。
實地督導的中央督導組也帶來了中紀委書記王歧山「盡快查處、必須嚴懲」的批示。 8月6日晚，上海市紀委、上海市高院通報「法官集體招嫖事件」調查結果，涉事的四名上海高院人員，趙明華、陳雪明、倪政文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而因不勝酒力未參與嫖娼的王國軍被撤職，留黨察看兩年。
但中央還是同意上海意見，把法官集體嫖娼案視為個別事件，與過去辦案中的爭議切割，以免牽扯面擴大。上海作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先行地區，計劃用三個月對黨員分三步走：第一個月主要學習文件；第二個月對照批評、揭露問題；第三個月對有問題的查辦處理。不過，教育實踐活動剛開始，瑞金賓館成為上海訪民的熱門地，舉報、揭發信函飛向中紀委上海督導組，一些黨員幹部的問題也慢慢浮出水面。
9月9日上海紀委、監察局發布消息：近期，上海市紀委對松江區委常委、副區長王軍進行立案檢查。經查，王軍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有的問題已涉嫌犯罪。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決定給予王軍開除黨籍處分；給予王軍開除的行政處分由市監察局按程式報市政府批準後，另行作出；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今年7月18日，英國第二大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一位女發言人表示，中國警方進入該公司上海辦公室，並將公司一名銷售代理帶走訊問。早前，英國最大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被指控賄賂，正受到中國警方調查。據悉，中國警方還造訪了比利時製藥公司UCB在上海的辦公室。
本刊得到消息，隨著調查不斷深入，有人向中央督導組舉報，上海市衛生局黃姓官員涉醫藥賄賂案。經查詢，上海市衛生局曾有兩名黃姓官員，都叫黃紅。一名是局黨委副書記，已調任計生委黨委書記。另一名是現任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1995年 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消息稱，該黃姓衛生局高官涉醫藥腐敗受調查，該案涉及20多人。
前「雲南王」遭實名舉報
就在上海反腐搞得有聲有色之際，雲南原省委書記白恩培卻坐立不安。近日，91歲高齡的原雲南省政協副主席、民盟雲南副主委楊維駿，公佈了致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公開建議信。信中涉及雲南多起賤賣礦產案，其中價值五千億的蘭坪鉛鋅礦低價賣給了最近被捕的四川富豪劉漢。劉漢今年3月19日被傳與其兩任妻子涉案被警方「控制」。有傳言稱，此案除了與已經落馬的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有關外，可能還指向某位曾在四川任職的退任政治局常委，甚至傳言稱劉漢實際是此人家族的代持。
2012年12月，楊維駿收集、整理了雲南省內的「賤賣礦案」、「金座案」等六大問題，通過一些內部途徑將材料遞交給中央領導，希望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並開展調查。
楊維駿的公開建議信稱，雲南的「老虎」和「蒼蠅」是明擺著的，只要中紀委派巡視組來調查，定可大發現，取得大成果，由此進一步揭開雲南的腐敗蓋子。楊維駿寫道，他曾向中紀委舉報過省紀委書記李漢柏涉嫌違法亂紀、貪汙腐敗問題，後即遭到李放話威脅要讓他永遠閉嘴。
楊維駿在信中舉報了雲南近年來多起強征耕地和賤賣礦產案件，其中涉及昆明福海案（優質農田1800多畝被強拆，已造成了包括老人們在內的22人死亡）、宣威市虹橋案（宣威市虹橋街道辦在未向村民出示任何批文的情況下，夥同派出所長強行征占耕地一萬多畝，村民群起抗爭，被當官的雇傭黑社會和便衣警察毒打，傷者數十人，有數人被拘留判刑）、隴川案（德宏州隴川縣強征480多畝水稻田，打傷20多人）、晉寧案（昆明市所轄晉寧縣將5000多畝大棚蔬菜強行毀掉，村民群起抗爭，被大批公安打傷）、賤賣礦案（在雲南省委前書記白恩培和前省長徐榮凱主持下，雲南許多寶貴礦藏資源如蘭坪鉛鋅礦、東川博卡金礦、大紅山銅鐵礦、蘭拉、普朝銅礦、文山銅礦、大平掌銅礦都沒按市場規則進行交易，是否可能涉及官商勾結從中牟取暴利）等。
楊維駿稱，在白恩培和徐榮凱主持下，價值5000億的蘭坪鉛鋅礦，讓劉漢以10億就控股60％。當時，雲南冶金集團由總裁陳智出面向徐榮凱反映說：這鉛鋅礦多年由我們采選煉，我們正準備對其中的稀有元素進行精選，至於所缺資金，可以向銀行貸款。他們要求由冶金集團控股，但徐不同意；他們反映到白恩培處，也是不同意。另外，東川博卡金礦價值百億，也是幾百萬就賣出去。楊維駿建議對上述賤賣礦產案件進行深查。
楊維駿還反映了雲南「金座公司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大案，上當受騙市民上萬，其中多數是中老年人，損失金額總數高達4億多。這些受害者到處上訪申冤，沒有一個部門受理。有些老人氣急交加，先後心腦病猝發，40餘人致死。
楊維駿的實名舉報，在內地媒體圈引起不小轟動，但見諸媒體的報導則少之又少。不止一位內地記者向本刊表示，楊維駿被有關方面「打招呼」，稱會妥善處理他的舉報內容，但要求他暫時不要再接受媒體採訪。
中央派出十個巡視組，下基層調查黨內貪汙腐敗狀況。巡視組所到之處，一如繼往受到當地訪民歡迎。在江西，巡視組通常從早上7點開始接訪，上訪者憑身份證和上訪材料排隊取號，號票實行「實名制」，一天會見不超過100號，但是依然一號難求，寄情於巡視組的江西訪民和巡視組駐地的居民甚至做起了「黃牛」生意：排隊拿號，再賣號給需要上訪的人。這也側證了中國民眾對政治清明的渴望。而在內蒙古等地，巡視組撤離後，甚至還有人假冒巡視組，繼續在駐地留守，借機斂財。
中央巡視組的威力初見成效，十月黃金周前後，多地公務員系統紛紛表示，不敢再像過去一樣請客送禮、大吃大喝。然而，此輪反腐究竟能否走出中共「換屆反腐」的十年輪回魔咒，還是未知數。■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去年11月上臺後，迅即在全國掀起新一輪反腐敗運動。剛剛過去9月成為「集中審判月」，薄熙來、丁書苗等大案相繼塵埃落定，「表叔」楊達才式的「小蒼蠅」也應聲落網。從上到下，「既打老虎，又打蒼蠅」的格局似已成形，而中紀委派出的十個中央巡視組也結束在不同省部級單位的巡視工作，分別向中央和各被巡視單位回饋情況。
滬法官嫖娼「被督導」
今年5月開始，十個中央巡視組分別進入湖北、內蒙古、江西、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國出版集團、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等單位進行巡查。之後，根據中央部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於6月18日正式啟動，中紀委又派出督導組，指導督促「整黨」，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中懲治腐敗。
7月底，中央督導組一行38人進駐上海，下榻瑞金賓館。就在此時，有人在網絡上爆料，在陳良宇貪腐事件後一直平靜、廉潔的上海政壇扔下了「炸彈」。
今年8月1日，上海網友以署名為「公平正義比陽光還溫暖」的新浪微博發佈時長逾8分鐘的視頻，曝光數名上海高院法官於6月9日晚在衡山度假村集體招嫖。視頻字幕勁爆大量細節：「夜總會最大最豪華的『鑽石一號』包房」、「官員與夜總會小姐手挽手下樓梯」、「黑衣女子從房間出來，將錢塞入胸罩內」等。
這一爆料迅速成為輿論熱點，盡管該微博在轉發次數過萬後被刪，但是已經成為在國際流傳的醜聞，上海當局已經無法掩飾。8月2日晚，上海紀委官方微博「廉潔上海」發佈消息稱，上海市紀委看到網民舉報資訊後，立即會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對該院民一庭庭長陳雪明等4人在某度假村夜總會娛樂的情況開展調查，將根據查清的事實依紀依法進行處理並向社會公佈結果。
經上海市紀委、高院黨組、公安局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查明，集體招嫖的組織者為上海建工四建集團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副經理郭祥華，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長趙明華受邀後，又邀請上海高院民一庭庭長陳雪明，院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副主任倪政文，民五庭副庭長王國軍一同前往。
實地督導的中央督導組也帶來了中紀委書記王歧山「盡快查處、必須嚴懲」的批示。 8月6日晚，上海市紀委、上海市高院通報「法官集體招嫖事件」調查結果，涉事的四名上海高院人員，趙明華、陳雪明、倪政文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而因不勝酒力未參與嫖娼的王國軍被撤職，留黨察看兩年。
但中央還是同意上海意見，把法官集體嫖娼案視為個別事件，與過去辦案中的爭議切割，以免牽扯面擴大。上海作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先行地區，計劃用三個月對黨員分三步走：第一個月主要學習文件；第二個月對照批評、揭露問題；第三個月對有問題的查辦處理。不過，教育實踐活動剛開始，瑞金賓館成為上海訪民的熱門地，舉報、揭發信函飛向中紀委上海督導組，一些黨員幹部的問題也慢慢浮出水面。
9月9日上海紀委、監察局發布消息：近期，上海市紀委對松江區委常委、副區長王軍進行立案檢查。經查，王軍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有的問題已涉嫌犯罪。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決定給予王軍開除黨籍處分；給予王軍開除的行政處分由市監察局按程式報市政府批準後，另行作出；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今年7月18日，英國第二大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一位女發言人表示，中國警方進入該公司上海辦公室，並將公司一名銷售代理帶走訊問。早前，英國最大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被指控賄賂，正受到中國警方調查。據悉，中國警方還造訪了比利時製藥公司UCB在上海的辦公室。
本刊得到消息，隨著調查不斷深入，有人向中央督導組舉報，上海市衛生局黃姓官員涉醫藥賄賂案。經查詢，上海市衛生局曾有兩名黃姓官員，都叫黃紅。一名是局黨委副書記，已調任計生委黨委書記。另一名是現任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1995年 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消息稱，該黃姓衛生局高官涉醫藥腐敗受調查，該案涉及20多人。
前「雲南王」遭實名舉報
就在上海反腐搞得有聲有色之際，雲南原省委書記白恩培卻坐立不安。近日，91歲高齡的原雲南省政協副主席、民盟雲南副主委楊維駿，公佈了致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公開建議信。信中涉及雲南多起賤賣礦產案，其中價值五千億的蘭坪鉛鋅礦低價賣給了最近被捕的四川富豪劉漢。劉漢今年3月19日被傳與其兩任妻子涉案被警方「控制」。有傳言稱，此案除了與已經落馬的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有關外，可能還指向某位曾在四川任職的退任政治局常委，甚至傳言稱劉漢實際是此人家族的代持。
2012年12月，楊維駿收集、整理了雲南省內的「賤賣礦案」、「金座案」等六大問題，通過一些內部途徑將材料遞交給中央領導，希望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並開展調查。
楊維駿的公開建議信稱，雲南的「老虎」和「蒼蠅」是明擺著的，只要中紀委派巡視組來調查，定可大發現，取得大成果，由此進一步揭開雲南的腐敗蓋子。楊維駿寫道，他曾向中紀委舉報過省紀委書記李漢柏涉嫌違法亂紀、貪汙腐敗問題，後即遭到李放話威脅要讓他永遠閉嘴。
楊維駿在信中舉報了雲南近年來多起強征耕地和賤賣礦產案件，其中涉及昆明福海案（優質農田1800多畝被強拆，已造成了包括老人們在內的22人死亡）、宣威市虹橋案（宣威市虹橋街道辦在未向村民出示任何批文的情況下，夥同派出所長強行征占耕地一萬多畝，村民群起抗爭，被當官的雇傭黑社會和便衣警察毒打，傷者數十人，有數人被拘留判刑）、隴川案（德宏州隴川縣強征480多畝水稻田，打傷20多人）、晉寧案（昆明市所轄晉寧縣將5000多畝大棚蔬菜強行毀掉，村民群起抗爭，被大批公安打傷）、賤賣礦案（在雲南省委前書記白恩培和前省長徐榮凱主持下，雲南許多寶貴礦藏資源如蘭坪鉛鋅礦、東川博卡金礦、大紅山銅鐵礦、蘭拉、普朝銅礦、文山銅礦、大平掌銅礦都沒按市場規則進行交易，是否可能涉及官商勾結從中牟取暴利）等。
楊維駿稱，在白恩培和徐榮凱主持下，價值5000億的蘭坪鉛鋅礦，讓劉漢以10億就控股60％。當時，雲南冶金集團由總裁陳智出面向徐榮凱反映說：這鉛鋅礦多年由我們采選煉，我們正準備對其中的稀有元素進行精選，至於所缺資金，可以向銀行貸款。他們要求由冶金集團控股，但徐不同意；他們反映到白恩培處，也是不同意。另外，東川博卡金礦價值百億，也是幾百萬就賣出去。楊維駿建議對上述賤賣礦產案件進行深查。
楊維駿還反映了雲南「金座公司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大案，上當受騙市民上萬，其中多數是中老年人，損失金額總數高達4億多。這些受害者到處上訪申冤，沒有一個部門受理。有些老人氣急交加，先後心腦病猝發，40餘人致死。
楊維駿的實名舉報，在內地媒體圈引起不小轟動，但見諸媒體的報導則少之又少。不止一位內地記者向本刊表示，楊維駿被有關方面「打招呼」，稱會妥善處理他的舉報內容，但要求他暫時不要再接受媒體採訪。
中央派出十個巡視組，下基層調查黨內貪汙腐敗狀況。巡視組所到之處，一如繼往受到當地訪民歡迎。在江西，巡視組通常從早上7點開始接訪，上訪者憑身份證和上訪材料排隊取號，號票實行「實名制」，一天會見不超過100號，但是依然一號難求，寄情於巡視組的江西訪民和巡視組駐地的居民甚至做起了「黃牛」生意：排隊拿號，再賣號給需要上訪的人。這也側證了中國民眾對政治清明的渴望。而在內蒙古等地，巡視組撤離後，甚至還有人假冒巡視組，繼續在駐地留守，借機斂財。
中央巡視組的威力初見成效，十月黃金周前後，多地公務員系統紛紛表示，不敢再像過去一樣請客送禮、大吃大喝。然而，此輪反腐究竟能否走出中共「換屆反腐」的十年輪回魔咒，還是未知數。■
香港無法逃避的三大危機
作者：陳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在香港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探索如何開放、如何發展的巨大進步，未來有望成為「迷你香港」。他說，「自貿區的發展非常特殊，它就像一個迷你香港，可以開放眾多內地尚在限制中的行業和領域」。盛智文希望自貿區將如香港一樣在酒店、服務貿易、銀行業等領域不再受到嚴格的規管，從而使人民幣和商業實現自由的流通和流動。
盛智文的觀點是有相當大代表性的，事實上不僅僅是他一個人驚歎中國政府在上海自貿區問題上的政策突破，以及對香港這個自由港的潛在競爭威脅，甚至連商務部有關官員在上海自貿區與香港競爭關係這一問題上也沒有採取回避態度，其官式表示為「建立上海自貿區借鑒了國際通行的做法，其中也借鑒了香港的做法，是中國順應全球經貿發展的新趨勢，實現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 「建立上海自貿區不會對香港產生不利影響，反而有利於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實現內地與香港共同發展。」
在香港，很多人擔心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威脅到香港的競爭優勢和地位。其實這種擔心無論從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層面看，還是從香港的現實市場環境來看，都是無稽之談。幾乎完全是捕風捉影，甚至是無中生有，自己嚇自己。
很多港人並不熟悉中國政策的程序以及制度運作過程，上海自貿區的政策討論與政策的落實並不是一回事，「聽說的」與終究「落實的」差異很大。比如，上海自貿區的政策討論中曾經提到過15%的所得稅問題，這是一項重大利好，優惠程度甚至超過了香港16.5%的所得稅，這在理論上當然會造成對香港的競爭，但實際上上海自貿區的公開政策解釋已經明確，這樣的所得稅政策不會出臺，政策討論與政策結果的差異由此立顯。
其實，上海自貿區的很多政策討論被中國大陸學界的某些人作為個人成果透露出來，因學者的傳媒地位較高，所以往往令人以為這就是真的。實際政策出臺一看，結果相差不少。這是政治運作的必然結果，搞政策分析的人士都知道，世界各國的决策機制其實相差無幾，政策的討論是一個階段的事情，討論完畢後，一定要經過各個層級政治機器的磨合與消化，這個過程會過濾掉不少政策討論的內容，調整、修正之後，剩下的才是真正落地的政策。
還是以上海自貿區為例，實際上連法律的適用期都有時間限制。今年8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調整期明定為3年。這也就是說，現在適用於上海自貿區的法律法規，允許其「暫不執行」的，3年後還要根據情況進行「修正」，誰也不敢打包票，到時候一切照舊。即便上海官員自己對此也公開承認，如果改革表明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調整的，那麼法律到時候是「會考慮的」。
此外，上海自貿區實行的是負面清單模式的監管，也就是說，對不允許做的事情，實行清單管理，其他的事情都是允許做的。這樣的政策管理模式是一種突破，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負面清單的範圍，如果很大、很多、很雜，那麼其實結果並不理想。9月30日上海市政府發佈的負面清單內容，居然涉及到總共190條管理措施，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外資進入的行業多達18個門類，89個大類，419個中類，1069個小類，注意這還僅僅是類別，每個類別所影響的企業必定是一大堆，影響和管控力度不可不謂之大。香港看到這樣的情況，有何擔心之有？
筆者認為，對未來的香港，諸位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戒心理。現在的香港不太平，未來的香港更令人擔心，這就是香港風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筆者所言的「香港風險」，遠不是短期的風險，而是長期風險；不是短期可以重歸太平的風險，而是長期造成不安定的風險。這樣的香港風險，是香港百年一遇級別的幾次風險中的一次風險。這樣的結論並非聳人聽聞，現在的香港，有三個最令人擔憂的大問題。第一是經濟和產業缺陷，第二是社會分裂，第三是政治秩序。
香港的經濟和產業缺陷過去就有，從港英到現在，長期如此，沒有改善，這個問題造成了貧富懸殊，基尼係數惡化，普通中產的財富不足以圖安定，這是大問題，但卻改善無謀、無門、無策。香港未來在這方面，如不奮起圖強，繼續得過且過，則社會安定的根基不牢，終將是社會的大隱患。
社會分裂，原本是沒有的問題。香港以踏實、勤力、包容為基本特徵，打造了以往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奇跡。香港的穩定和自由，又吸引了大量全球資本的到來，本來是一個順風順水的社會。九七之後，部分港人尤其是青年族群要爭取話語權，實行「真正自治」的呼聲漸起，勢頭越來越大，直至發展成為「港獨」群體。這樣的趨勢令人擔憂，原因在於社會中的個人問題達致階層問題，個人利益訴求合併為階層訴求，這就不是短期可能解決的問題，甚至有可能發展成為未來香港公民運動的傾向。
至於政治秩序，主要涉及普選的問題。普選的結果尚未可知，但這是一個政治過程，必然會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參與，而港人大眾的積極關注和參與，又會為政治利益集團的重組創造了條件，有的政治人物會凸顯，有的則表現消沉，這將有可能導致政治秩序的混亂和不可捉摸。政治秩序是社會秩序的根本，對商業和經濟的影響很大。最近李嘉誠從香港撤資的動作很明顯，這也是商業力量表示擔憂的一種方式，讓資本共進退，此事易講不易行。香港的政治秩序能否回歸穩定，確保有序，這是未來攸關香港人前途的大事。只是這件大事落地，還須相當時日才能見分曉。
總之，上海自貿區無須擔憂，值得認真擔憂的是香港風險。這樣的香港風險，一旦長期化，未來的香港有可能長期陷入動盪之中，香港特區政府以及中國大陸方面必然要投入比想像中大得多的資源，才能維持基本穩定。而要想平復如初，所需時間可能要以十年以上計方為現實。■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在香港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探索如何開放、如何發展的巨大進步，未來有望成為「迷你香港」。他說，「自貿區的發展非常特殊，它就像一個迷你香港，可以開放眾多內地尚在限制中的行業和領域」。盛智文希望自貿區將如香港一樣在酒店、服務貿易、銀行業等領域不再受到嚴格的規管，從而使人民幣和商業實現自由的流通和流動。
盛智文的觀點是有相當大代表性的，事實上不僅僅是他一個人驚歎中國政府在上海自貿區問題上的政策突破，以及對香港這個自由港的潛在競爭威脅，甚至連商務部有關官員在上海自貿區與香港競爭關係這一問題上也沒有採取回避態度，其官式表示為「建立上海自貿區借鑒了國際通行的做法，其中也借鑒了香港的做法，是中國順應全球經貿發展的新趨勢，實現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 「建立上海自貿區不會對香港產生不利影響，反而有利於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實現內地與香港共同發展。」
在香港，很多人擔心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威脅到香港的競爭優勢和地位。其實這種擔心無論從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層面看，還是從香港的現實市場環境來看，都是無稽之談。幾乎完全是捕風捉影，甚至是無中生有，自己嚇自己。
很多港人並不熟悉中國政策的程序以及制度運作過程，上海自貿區的政策討論與政策的落實並不是一回事，「聽說的」與終究「落實的」差異很大。比如，上海自貿區的政策討論中曾經提到過15%的所得稅問題，這是一項重大利好，優惠程度甚至超過了香港16.5%的所得稅，這在理論上當然會造成對香港的競爭，但實際上上海自貿區的公開政策解釋已經明確，這樣的所得稅政策不會出臺，政策討論與政策結果的差異由此立顯。
其實，上海自貿區的很多政策討論被中國大陸學界的某些人作為個人成果透露出來，因學者的傳媒地位較高，所以往往令人以為這就是真的。實際政策出臺一看，結果相差不少。這是政治運作的必然結果，搞政策分析的人士都知道，世界各國的决策機制其實相差無幾，政策的討論是一個階段的事情，討論完畢後，一定要經過各個層級政治機器的磨合與消化，這個過程會過濾掉不少政策討論的內容，調整、修正之後，剩下的才是真正落地的政策。
還是以上海自貿區為例，實際上連法律的適用期都有時間限制。今年8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調整期明定為3年。這也就是說，現在適用於上海自貿區的法律法規，允許其「暫不執行」的，3年後還要根據情況進行「修正」，誰也不敢打包票，到時候一切照舊。即便上海官員自己對此也公開承認，如果改革表明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調整的，那麼法律到時候是「會考慮的」。
此外，上海自貿區實行的是負面清單模式的監管，也就是說，對不允許做的事情，實行清單管理，其他的事情都是允許做的。這樣的政策管理模式是一種突破，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負面清單的範圍，如果很大、很多、很雜，那麼其實結果並不理想。9月30日上海市政府發佈的負面清單內容，居然涉及到總共190條管理措施，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外資進入的行業多達18個門類，89個大類，419個中類，1069個小類，注意這還僅僅是類別，每個類別所影響的企業必定是一大堆，影響和管控力度不可不謂之大。香港看到這樣的情況，有何擔心之有？
筆者認為，對未來的香港，諸位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戒心理。現在的香港不太平，未來的香港更令人擔心，這就是香港風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筆者所言的「香港風險」，遠不是短期的風險，而是長期風險；不是短期可以重歸太平的風險，而是長期造成不安定的風險。這樣的香港風險，是香港百年一遇級別的幾次風險中的一次風險。這樣的結論並非聳人聽聞，現在的香港，有三個最令人擔憂的大問題。第一是經濟和產業缺陷，第二是社會分裂，第三是政治秩序。
香港的經濟和產業缺陷過去就有，從港英到現在，長期如此，沒有改善，這個問題造成了貧富懸殊，基尼係數惡化，普通中產的財富不足以圖安定，這是大問題，但卻改善無謀、無門、無策。香港未來在這方面，如不奮起圖強，繼續得過且過，則社會安定的根基不牢，終將是社會的大隱患。
社會分裂，原本是沒有的問題。香港以踏實、勤力、包容為基本特徵，打造了以往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奇跡。香港的穩定和自由，又吸引了大量全球資本的到來，本來是一個順風順水的社會。九七之後，部分港人尤其是青年族群要爭取話語權，實行「真正自治」的呼聲漸起，勢頭越來越大，直至發展成為「港獨」群體。這樣的趨勢令人擔憂，原因在於社會中的個人問題達致階層問題，個人利益訴求合併為階層訴求，這就不是短期可能解決的問題，甚至有可能發展成為未來香港公民運動的傾向。
至於政治秩序，主要涉及普選的問題。普選的結果尚未可知，但這是一個政治過程，必然會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參與，而港人大眾的積極關注和參與，又會為政治利益集團的重組創造了條件，有的政治人物會凸顯，有的則表現消沉，這將有可能導致政治秩序的混亂和不可捉摸。政治秩序是社會秩序的根本，對商業和經濟的影響很大。最近李嘉誠從香港撤資的動作很明顯，這也是商業力量表示擔憂的一種方式，讓資本共進退，此事易講不易行。香港的政治秩序能否回歸穩定，確保有序，這是未來攸關香港人前途的大事。只是這件大事落地，還須相當時日才能見分曉。
總之，上海自貿區無須擔憂，值得認真擔憂的是香港風險。這樣的香港風險，一旦長期化，未來的香港有可能長期陷入動盪之中，香港特區政府以及中國大陸方面必然要投入比想像中大得多的資源，才能維持基本穩定。而要想平復如初，所需時間可能要以十年以上計方為現實。■
2013/11/29
法拉利車禍暗藏驚天內幕？！
作者：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本刊獲得京城消息稱，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之子令谷去世一年多，遺體一直冰藏，至今沒有火化。因為已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令計劃始終都不相信，兒子死於交通意外。他多次向中央寫報告，希望重新查核，揭開迷團。
去年3月18日，一輛法拉利跑車在北京街頭失事，造成一死兩重傷。其中那名和兩名女性擠逼在車內的男子直接身亡，此人正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突如其來的噩耗自然使令家人悲痛欲絕，但是分析了種種現象，家人認為事故十分可疑：令谷開車沒有喝酒，也沒有意外撞車，怎麼轉個彎會有如此嚴重後果？
據北京方面的消息人士透露，事出蹊蹺，剎車被人做了手腳，到轉彎處時失靈，同時不排除令谷在派對中喝的飲料有問題，到一定時間發作。因此，事發後，家人堅決不肯即時火化，希望中央派人調查。據悉，令計劃遇到習近平時還當面提起，並數次寫報告給中央，希望尋找真相。
令谷撞車正值去年京城兩會結束後薄熙來被控制的緊張時刻。去年3月14日，令計劃受命帶隊控制薄熙來，是否因此而和挺薄勢力結怨？消息人士分析，如果這是蓄意害命的政治陰謀，對手的身份有兩種可能：一是擁薄勢力的報復，二是反胡錦濤勢力施放的政治壓力。
去年3月19日，北京媒體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兩傷》的新聞，報導了18日淩晨四點十分左右，一輛法拉利跑車行至保福寺橋東輔道時，失控撞到橋體南側牆壁及另一側護欄後解體，車上三人被猛烈的撞擊甩出車外，造成一人當場死亡、另兩人重傷的重大交通意外。消息還稱，其中一名女子全身赤裸，網上有人懷疑死者和女子當時肯定在搞「車震」才導致發生意外。
事實上，本刊得到的消息稱，車上兩男一女全身赤祼是因為參與當時京城時興的祼體派對，為趕下一場，來不及穿戴整齊就上車出發了，導致被人以為因「車震」而發生意外。
車上三人，其中男性駕駛員正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之公子令谷，不幸當場死亡。他中學曾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2007年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據北大同學透露，他對外化名「王子雲」，在北大2007級新生入學名單中的錄取姓名也是「王子雲」。
車上另外兩名女子同為大學生，受重傷急送醫院搶救。北京知情人士表示，兩位女子25歲，都是十分貌美的藏族姑娘，已經大學畢業，而非在校學生。其中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的女兒，名叫紮西卓瑪，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另一位藏族姑娘亦來自青海藏區，是一位享有聲譽的活佛女兒，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名叫楊吉。
事發後，連當時已經死亡的令谷在內三個人一起被送往醫院。其中，紮西卓瑪算是幸運，傷及腹部，肚破腸流，治癒後回青海療養。楊吉傷得比較嚴重，腿斷成三截，手臂折斷，半身被火燒焦，頭髮都燒光了，生命一度垂危。來自媒體的消息稱，經過醫院一段時間全力搶救後，醫生告訴家屬說，楊吉已完全脫離了危險期，性命保下來了，但會落下終身殘廢。
蹊蹺的是，半年後，楊吉突然死亡，醫院聲稱是猝死。既然楊吉已經脫離了危險期，怎麼突然又被死神召喚過去？家屬也質疑是否另有隱情。
楊吉的父親是藏區很有名氣的活佛，在藏區和京城都有不少忠實弟子，甚至有中共高官都供奉他。北京知情者說，有高官弟子早就多次提醒日夜守候在病房中的楊吉家人，勸姑娘不要與外界聯絡，要保持低調。「事情很複雜，因為全世界都在打聽這宗交通意外背後的故事」。
楊吉去世後，政府將其親屬從青海藏區接到北京參加葬禮，所有食宿交通費用均由政府包辦，但所有親屬們都被嚴格控制，不能隨便亂跑，在京用車都由政府提供。喪禮上，規定不能拍照，並要求所有參與喪禮的親朋友人要嚴守秘密。喪禮結束即刻火化，但骨灰不能帶回家鄉。
楊吉長得出眾，在政法大學讀書時就是公認的校花。她大學畢業後仍留在京城補習外語。因為早前她父親在美國的一位華人弟子已幫她辦妥去美國西部一所大學的讀書申請，正辦理出國護照，原本去年9月要出國赴美深造。現在去不了美國，卻悲慘地隨鶴西去。
盡管楊吉的父親在北京有藏傳佛教中心，在青海也有寺院，但在楊吉後事辦理完畢後，當局即派人護送楊吉父母出京，到四川成都暫住。據說，遠離京城是為確保十八大穩定。消息人士說，楊吉父親沒有任何指責和要求，他表示不會追究，一切認命，說「治不好，就是命」。不過，有人就是不認命，誓要真相，要揭開謎團。
京城這宗意外的交通事故，令兩位年青人魂喪京城，震驚中外。有人表示，中共的高官家屬連外國人都敢毒死，還有公安高官參與隱瞞，一個中國公民又算的了什麼？
慘案發生後，內地網站出現多個涉及中央高層領導子女的版本，網絡相關言論也受嚴格控制，相關信息都遭刪除，一宗交通意外引發中國政壇的嚴重危機。網名@tufuwugan的網友說，一起普通的車禍，本來我們並不在意，可你們緊張到抽風，四處刪帖，這才讓我們懷疑背後的故事。你們總用愚蠢的行為來證實傳聞不是假的，法拉利，私生子賈寶玉，女人……
雖然官方沒有公開證實，卻也沒有對媒體證實令谷遇難的報導公開「辟謠」。為掩蓋事故的真相和可能由此帶來的其它後果，有人盜用了令谷生前的網絡帳戶，假冒令谷在網絡上與網友互動，回覆網友車禍傳聞的詢問稱：「謝謝，安好，勿念。」以示「人」還在，以至網友及媒體無法識別真偽。這也被認為掩人耳目，欺蒙社會。此外，有人不願此事張揚，拒絕公安調查處理，而以中央警衛局政治委員的特殊職務，調動警衛局部隊處理這起意外，違反了有關規定，因此受到處理，並連累數名警衛局副局長受批評及處分。
令谷撞車身亡，更撞出中共高層的政治意外。十八大前，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受牽累，被調離中央辦公廳，到中共中央統戰部任部長。雖然在十八大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他卻無緣再上一層。但是，令計劃對兒子不明不白失去生命仍耿耿於懷，他沒有放棄，希望得到真相，揭開謎團。■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本刊獲得京城消息稱，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之子令谷去世一年多，遺體一直冰藏，至今沒有火化。因為已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令計劃始終都不相信，兒子死於交通意外。他多次向中央寫報告，希望重新查核，揭開迷團。
去年3月18日，一輛法拉利跑車在北京街頭失事，造成一死兩重傷。其中那名和兩名女性擠逼在車內的男子直接身亡，此人正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突如其來的噩耗自然使令家人悲痛欲絕，但是分析了種種現象，家人認為事故十分可疑：令谷開車沒有喝酒，也沒有意外撞車，怎麼轉個彎會有如此嚴重後果？
據北京方面的消息人士透露，事出蹊蹺，剎車被人做了手腳，到轉彎處時失靈，同時不排除令谷在派對中喝的飲料有問題，到一定時間發作。因此，事發後，家人堅決不肯即時火化，希望中央派人調查。據悉，令計劃遇到習近平時還當面提起，並數次寫報告給中央，希望尋找真相。
令谷撞車正值去年京城兩會結束後薄熙來被控制的緊張時刻。去年3月14日，令計劃受命帶隊控制薄熙來，是否因此而和挺薄勢力結怨？消息人士分析，如果這是蓄意害命的政治陰謀，對手的身份有兩種可能：一是擁薄勢力的報復，二是反胡錦濤勢力施放的政治壓力。
去年3月19日，北京媒體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兩傷》的新聞，報導了18日淩晨四點十分左右，一輛法拉利跑車行至保福寺橋東輔道時，失控撞到橋體南側牆壁及另一側護欄後解體，車上三人被猛烈的撞擊甩出車外，造成一人當場死亡、另兩人重傷的重大交通意外。消息還稱，其中一名女子全身赤裸，網上有人懷疑死者和女子當時肯定在搞「車震」才導致發生意外。
事實上，本刊得到的消息稱，車上兩男一女全身赤祼是因為參與當時京城時興的祼體派對，為趕下一場，來不及穿戴整齊就上車出發了，導致被人以為因「車震」而發生意外。
車上三人，其中男性駕駛員正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之公子令谷，不幸當場死亡。他中學曾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2007年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據北大同學透露，他對外化名「王子雲」，在北大2007級新生入學名單中的錄取姓名也是「王子雲」。
車上另外兩名女子同為大學生，受重傷急送醫院搶救。北京知情人士表示，兩位女子25歲，都是十分貌美的藏族姑娘，已經大學畢業，而非在校學生。其中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的女兒，名叫紮西卓瑪，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另一位藏族姑娘亦來自青海藏區，是一位享有聲譽的活佛女兒，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名叫楊吉。
事發後，連當時已經死亡的令谷在內三個人一起被送往醫院。其中，紮西卓瑪算是幸運，傷及腹部，肚破腸流，治癒後回青海療養。楊吉傷得比較嚴重，腿斷成三截，手臂折斷，半身被火燒焦，頭髮都燒光了，生命一度垂危。來自媒體的消息稱，經過醫院一段時間全力搶救後，醫生告訴家屬說，楊吉已完全脫離了危險期，性命保下來了，但會落下終身殘廢。
蹊蹺的是，半年後，楊吉突然死亡，醫院聲稱是猝死。既然楊吉已經脫離了危險期，怎麼突然又被死神召喚過去？家屬也質疑是否另有隱情。
楊吉的父親是藏區很有名氣的活佛，在藏區和京城都有不少忠實弟子，甚至有中共高官都供奉他。北京知情者說，有高官弟子早就多次提醒日夜守候在病房中的楊吉家人，勸姑娘不要與外界聯絡，要保持低調。「事情很複雜，因為全世界都在打聽這宗交通意外背後的故事」。
楊吉去世後，政府將其親屬從青海藏區接到北京參加葬禮，所有食宿交通費用均由政府包辦，但所有親屬們都被嚴格控制，不能隨便亂跑，在京用車都由政府提供。喪禮上，規定不能拍照，並要求所有參與喪禮的親朋友人要嚴守秘密。喪禮結束即刻火化，但骨灰不能帶回家鄉。
楊吉長得出眾，在政法大學讀書時就是公認的校花。她大學畢業後仍留在京城補習外語。因為早前她父親在美國的一位華人弟子已幫她辦妥去美國西部一所大學的讀書申請，正辦理出國護照，原本去年9月要出國赴美深造。現在去不了美國，卻悲慘地隨鶴西去。
盡管楊吉的父親在北京有藏傳佛教中心，在青海也有寺院，但在楊吉後事辦理完畢後，當局即派人護送楊吉父母出京，到四川成都暫住。據說，遠離京城是為確保十八大穩定。消息人士說，楊吉父親沒有任何指責和要求，他表示不會追究，一切認命，說「治不好，就是命」。不過，有人就是不認命，誓要真相，要揭開謎團。
京城這宗意外的交通事故，令兩位年青人魂喪京城，震驚中外。有人表示，中共的高官家屬連外國人都敢毒死，還有公安高官參與隱瞞，一個中國公民又算的了什麼？
慘案發生後，內地網站出現多個涉及中央高層領導子女的版本，網絡相關言論也受嚴格控制，相關信息都遭刪除，一宗交通意外引發中國政壇的嚴重危機。網名@tufuwugan的網友說，一起普通的車禍，本來我們並不在意，可你們緊張到抽風，四處刪帖，這才讓我們懷疑背後的故事。你們總用愚蠢的行為來證實傳聞不是假的，法拉利，私生子賈寶玉，女人……
雖然官方沒有公開證實，卻也沒有對媒體證實令谷遇難的報導公開「辟謠」。為掩蓋事故的真相和可能由此帶來的其它後果，有人盜用了令谷生前的網絡帳戶，假冒令谷在網絡上與網友互動，回覆網友車禍傳聞的詢問稱：「謝謝，安好，勿念。」以示「人」還在，以至網友及媒體無法識別真偽。這也被認為掩人耳目，欺蒙社會。此外，有人不願此事張揚，拒絕公安調查處理，而以中央警衛局政治委員的特殊職務，調動警衛局部隊處理這起意外，違反了有關規定，因此受到處理，並連累數名警衛局副局長受批評及處分。
令谷撞車身亡，更撞出中共高層的政治意外。十八大前，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受牽累，被調離中央辦公廳，到中共中央統戰部任部長。雖然在十八大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他卻無緣再上一層。但是，令計劃對兒子不明不白失去生命仍耿耿於懷，他沒有放棄，希望得到真相，揭開謎團。■
2013/11/6
社論：自貿區時代 香港要學澳門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都說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之日也是香港的危機之時。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了，將來要建一百個香港。
今天，多建幾個香港的時機似乎到了。有百個“香港＂，還有什麼東方之珠的位置？內地有香港了，我們怎麼辦？這是香港人的危機感！
其實，挑戰香港的不僅僅是上海的自貿區，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自貿區只是其中一部分，放眼香港周圍，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島、廣州的南沙新區、福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都一一脫穎而出，對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各新區、實驗區都在自己不同的定位下，尋找各自的依託，向中央政府提出自由貿易區申請。平潭島綜合實驗區要對接臺灣，深圳前海期望再造香港，珠海橫琴島新區與澳門融合模式更值得關註。
各地都打正旗號，要複製香港、超越香港，中央也明確表態，上海自貿區試驗，是要將這個區內的實踐經驗，不僅在上海落實，也將推廣到全國。中國的香港多了，原來的香港就沒有優勢、沒有亮點，這當然對現實的香港是挑戰。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地位的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定位，某程度上也將受到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廣州南沙的激烈競爭。接下來，受衝擊的會是香港的物流中轉、購物天堂、國際金融中心等，香港不能沒有危機感。
不過，面對後起之秀，香港明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如果可以繼續發力，香港需要思考，在全國群體起跑時，香港該如何繼續做好自由貿易發展的領跑角色。新一輪自貿區熱中，香港的定位決定取向。
一直吹奏著吸引內地客娛樂曲的澳門，開始邁向大神州。它跨出邊境向珠海延伸，狹小的空間頃刻遇到廣濶天地。澳門大學將新校區建在橫琴島，與澳門自成一體；澳門的輕軌將進入橫琴島縱深四百米與廣州的城軌對接；澳門民眾可以自駕單牌車進入橫琴島，把三倍於澳門的橫琴作為後花園；澳門政府成立投資公司參與投資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兩地政府首次攜手共進。澳門把橫琴新區看作是澳門的橫琴，充分利用開發，融入其中，盡情享有擁抱，讓原來只有娛樂博彩業的澳門走出一片新的豔陽天。
澳門正在走進神州，香港社會卻迷漫著切割內地、不願融合的迷茫。說香港是彈丸之地，守著的卻是深圳，連著廣博神州的後花園，沒有想過兩地政府積極投入合作開發；澳門緊鄰珠海的橫琴計劃，澳門政府積極參與，香港面對深圳的前海計劃，香港卻冷眼相看；澳門輕軌直接進入橫琴，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要分別各自建兩個高鐵站，沒有合建的構想。
很明顯，在橫琴、前海和上海自貿區的面前，澳門看到機遇積極迎戰，香港只看到挑戰躲閃回避。起碼，香港在一段時期內還有時間上的優勢。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浪潮剛剛開始，處於摸索階段，受限於原有體制，一下子還邁不開步伐。如比對分析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與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會發現兩者的吻合度竟然達到100%。把上海看作香港拓展內地市場的機會，上海沒有經驗，香港的引領優勢就能發揮作用。
香港還有空間優勢。TPP、TTIP等自貿協定設定成員國要有諸多開放甚至自由民主等政治條件，明顯在排擠中國，上海自貿區為此起。但香港具備相關條件，在與美國、歐盟、東南亞諸國的合作中遊刃有餘，可以繼續為中國自貿區建立並與國際接軌出力。
歷史的香港勝在自由貿易、制度落差紅利，如今社會中的保守氣息正在吞噬自由貿易原則，而隨著多個特區、自貿區的成立，內地的開放將進一步縮小陸港兩地的制度落差，香港只有積極迎戰。時間、空間以及香港內在求變的驅動，都能為香港爭取主動，再創輝煌的機遇。■
都說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之日也是香港的危機之時。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了，將來要建一百個香港。
今天，多建幾個香港的時機似乎到了。有百個“香港＂，還有什麼東方之珠的位置？內地有香港了，我們怎麼辦？這是香港人的危機感！
其實，挑戰香港的不僅僅是上海的自貿區，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自貿區只是其中一部分，放眼香港周圍，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島、廣州的南沙新區、福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都一一脫穎而出，對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各新區、實驗區都在自己不同的定位下，尋找各自的依託，向中央政府提出自由貿易區申請。平潭島綜合實驗區要對接臺灣，深圳前海期望再造香港，珠海橫琴島新區與澳門融合模式更值得關註。
各地都打正旗號，要複製香港、超越香港，中央也明確表態，上海自貿區試驗，是要將這個區內的實踐經驗，不僅在上海落實，也將推廣到全國。中國的香港多了，原來的香港就沒有優勢、沒有亮點，這當然對現實的香港是挑戰。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地位的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定位，某程度上也將受到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廣州南沙的激烈競爭。接下來，受衝擊的會是香港的物流中轉、購物天堂、國際金融中心等，香港不能沒有危機感。
不過，面對後起之秀，香港明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如果可以繼續發力，香港需要思考，在全國群體起跑時，香港該如何繼續做好自由貿易發展的領跑角色。新一輪自貿區熱中，香港的定位決定取向。
一直吹奏著吸引內地客娛樂曲的澳門，開始邁向大神州。它跨出邊境向珠海延伸，狹小的空間頃刻遇到廣濶天地。澳門大學將新校區建在橫琴島，與澳門自成一體；澳門的輕軌將進入橫琴島縱深四百米與廣州的城軌對接；澳門民眾可以自駕單牌車進入橫琴島，把三倍於澳門的橫琴作為後花園；澳門政府成立投資公司參與投資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兩地政府首次攜手共進。澳門把橫琴新區看作是澳門的橫琴，充分利用開發，融入其中，盡情享有擁抱，讓原來只有娛樂博彩業的澳門走出一片新的豔陽天。
澳門正在走進神州，香港社會卻迷漫著切割內地、不願融合的迷茫。說香港是彈丸之地，守著的卻是深圳，連著廣博神州的後花園，沒有想過兩地政府積極投入合作開發；澳門緊鄰珠海的橫琴計劃，澳門政府積極參與，香港面對深圳的前海計劃，香港卻冷眼相看；澳門輕軌直接進入橫琴，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要分別各自建兩個高鐵站，沒有合建的構想。
很明顯，在橫琴、前海和上海自貿區的面前，澳門看到機遇積極迎戰，香港只看到挑戰躲閃回避。起碼，香港在一段時期內還有時間上的優勢。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浪潮剛剛開始，處於摸索階段，受限於原有體制，一下子還邁不開步伐。如比對分析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與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會發現兩者的吻合度竟然達到100%。把上海看作香港拓展內地市場的機會，上海沒有經驗，香港的引領優勢就能發揮作用。
香港還有空間優勢。TPP、TTIP等自貿協定設定成員國要有諸多開放甚至自由民主等政治條件，明顯在排擠中國，上海自貿區為此起。但香港具備相關條件，在與美國、歐盟、東南亞諸國的合作中遊刃有餘，可以繼續為中國自貿區建立並與國際接軌出力。
歷史的香港勝在自由貿易、制度落差紅利，如今社會中的保守氣息正在吞噬自由貿易原則，而隨著多個特區、自貿區的成立，內地的開放將進一步縮小陸港兩地的制度落差，香港只有積極迎戰。時間、空間以及香港內在求變的驅動，都能為香港爭取主動，再創輝煌的機遇。■
民間經文學校：左右新疆未來的暗流
作者：李永峰（觀瀾學社研究員）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從G20開始 中國塑造國際新規則
作者：邱震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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