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都說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之日也是香港的危機之時。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了，將來要建一百個香港。
今天，多建幾個香港的時機似乎到了。有百個“香港＂，還有什麼東方之珠的位置？內地有香港了，我們怎麼辦？這是香港人的危機感！
其實，挑戰香港的不僅僅是上海的自貿區，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自貿區只是其中一部分，放眼香港周圍，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島、廣州的南沙新區、福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都一一脫穎而出，對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各新區、實驗區都在自己不同的定位下，尋找各自的依託，向中央政府提出自由貿易區申請。平潭島綜合實驗區要對接臺灣，深圳前海期望再造香港，珠海橫琴島新區與澳門融合模式更值得關註。
各地都打正旗號，要複製香港、超越香港，中央也明確表態，上海自貿區試驗，是要將這個區內的實踐經驗，不僅在上海落實，也將推廣到全國。中國的香港多了，原來的香港就沒有優勢、沒有亮點，這當然對現實的香港是挑戰。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地位的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定位，某程度上也將受到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廣州南沙的激烈競爭。接下來，受衝擊的會是香港的物流中轉、購物天堂、國際金融中心等，香港不能沒有危機感。
不過，面對後起之秀，香港明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如果可以繼續發力，香港需要思考，在全國群體起跑時，香港該如何繼續做好自由貿易發展的領跑角色。新一輪自貿區熱中，香港的定位決定取向。
一直吹奏著吸引內地客娛樂曲的澳門，開始邁向大神州。它跨出邊境向珠海延伸，狹小的空間頃刻遇到廣濶天地。澳門大學將新校區建在橫琴島，與澳門自成一體；澳門的輕軌將進入橫琴島縱深四百米與廣州的城軌對接；澳門民眾可以自駕單牌車進入橫琴島，把三倍於澳門的橫琴作為後花園；澳門政府成立投資公司參與投資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兩地政府首次攜手共進。澳門把橫琴新區看作是澳門的橫琴，充分利用開發，融入其中，盡情享有擁抱，讓原來只有娛樂博彩業的澳門走出一片新的豔陽天。
澳門正在走進神州，香港社會卻迷漫著切割內地、不願融合的迷茫。說香港是彈丸之地，守著的卻是深圳，連著廣博神州的後花園，沒有想過兩地政府積極投入合作開發；澳門緊鄰珠海的橫琴計劃，澳門政府積極參與，香港面對深圳的前海計劃，香港卻冷眼相看；澳門輕軌直接進入橫琴，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要分別各自建兩個高鐵站，沒有合建的構想。
很明顯，在橫琴、前海和上海自貿區的面前，澳門看到機遇積極迎戰，香港只看到挑戰躲閃回避。起碼，香港在一段時期內還有時間上的優勢。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浪潮剛剛開始，處於摸索階段，受限於原有體制，一下子還邁不開步伐。如比對分析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與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會發現兩者的吻合度竟然達到100%。把上海看作香港拓展內地市場的機會，上海沒有經驗，香港的引領優勢就能發揮作用。
香港還有空間優勢。TPP、TTIP等自貿協定設定成員國要有諸多開放甚至自由民主等政治條件，明顯在排擠中國，上海自貿區為此起。但香港具備相關條件，在與美國、歐盟、東南亞諸國的合作中遊刃有餘，可以繼續為中國自貿區建立並與國際接軌出力。
歷史的香港勝在自由貿易、制度落差紅利，如今社會中的保守氣息正在吞噬自由貿易原則，而隨著多個特區、自貿區的成立，內地的開放將進一步縮小陸港兩地的制度落差，香港只有積極迎戰。時間、空間以及香港內在求變的驅動，都能為香港爭取主動，再創輝煌的機遇。■
2013/11/6
民間經文學校：左右新疆未來的暗流
作者：李永峰（觀瀾學社研究員）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從G20開始 中國塑造國際新規則
作者：邱震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2013/11/3
北京高人指點 梁振英突然强硬
作者：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陳茂波又攤上大事了！盡管梁振英前段時期挺身而出，以高調強硬引火燒身，以圖轉移視線，令早前被揭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涉嫌利益衝突的發展局局長陈茂波可以脫身。不過，有會計師近日再發現陳茂波家人持有的國萬實業，曾向公司註冊處申請凍結，但凍結期間卻發出共4張分別由陳茂波及國萬人士簽署的地租收據，怀疑陳茂波在事件中涉嫌違反《公司條例》，被認為表面上屬嚴重刑事罪行。梁振英高調強硬圖保陳茂波杀出反對派和媒體包圍的打算可能落空。
有可能會提前下課
本刊獲内幕消息，上任來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状态的梁振英，並非無緣無故在早前出席天水圍論壇時突然強硬，而是獲得京城「高人」指點。京城來人在多個不同場合都語帶警告意味地「指點」稱，梁振英「再繼續龜縮特首辦，無法展示強硬姿態，遲早會提前下課」。尤其是主管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遇難」，被揭發他的太太及親家持有發展區內的上水古洞農地，涉嫌利益衝突，社會要求陳茂波下台的呼聲頗高。「如果不死保陳茂波，他會被迫辭去官職。讓陳茂波成為又一個為這屆特區政府犧牲的高官，那以後还有誰為你出任官員，誰為你服務香港市民？」
在場人士透露，梁振英聽完指點若有所思，然後點頭稱是。隨即不久，特首果然強硬，連續「落區」參加論壇，擺出強勢姿態，硬闖基層，突破反對派圍剿。借廉署中止調查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梁振英高調為两位愛將抱怨，批評媒體欠公平，要求舉報人道歉。在論壇上，梁振英還就小學女教師暴粗辱罵警察事件要教育局向特首遞交報告。梁振英此舉，被認為要一洗一年來的執政頹勢，向反對派絕地大反撀，而背後是京城高人「指點」、支持！
該京官指，香港社會在政治氣氛濃烈時變得錯綜複雜，加上舊港英勢力的滋擾，新一屆政府上任，一位接著一位問責官員下課，誰接任都有惹上麻煩的可能。「特首不出面死保，誰還會往槍口上撞？」尤其是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20年前欺騙政府房屋津貼的舊事被揭發，要立即辭職，成為香港史上最短命局長，並且惹上官司被判緩刑。在媒體追問下，退休后再回爐港府的麥齊光道出心中苦澀：如果不當局長，就不會有這事發生。言下之意，他成了這屆政府的擋箭牌了。
立法會民選議員、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指現在香港的整體環境是「弱政府，強社會，狂政黨」。這樣的環境下，軟弱的政府被人欺。高人指點梁振英要強勢出撀，絕不能在反政府勢力面前表現軟弱。據悉，當局分析，梁振英強勢突破可以帶來幾方面的效應，一是讓特首改變一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二是讓政府的支持者更有信心；三是轉移媒體視線，為陳茂波解圍；四是提升低迷的官府士氣；五可以創造正面環境，為推出普選咨詢方案營造正面氣氛。
梁振英高調出撀引來反對者高調回擊。繼泛民召開記者會批評梁振英言論後，港大學生會也發表聲明，批評梁振英上任後製造敵我矛盾，要求梁向公眾道歉及下臺。特首辦罕有地發表聲明反駁，並重申梁對林慧思事件及泛民往廉署舉報的立場。梁振英連日來採取強硬政治態度，有學者認為，是要爭取社會保守派及治安部隊的支持。
據悉，梁振英遲遲不推普選咨詢方案，有自己的考量。梁振英曾私下對官員稱，如果現在推咨詢方案，社會分歧的矛頭就會對準政府。「讓不同意見鬥個明白，社會氣氛穩定一些，政府再推出香港民眾可以接受的方案，能收到預期效應。」
事實上，梁振英自上任後一路被動失利，如不能扭轉局勢，建制內人士認為，即使不得不要誓保他做完一屆政府，也無法保證他可以連任。本刊了解到，有建制內人士向中央建言，雖然梁振英執政沒有B方案，但在無法確保他連任的情況下應該加紧培養新的特首后备人選，不排除重新安排曾與梁振英「唐梁之爭」的唐英年作後備。
知情人士告訴本刊，有人向中央建言，唐英年本來就是中央考慮的愛國愛港人選，只是在「唐梁之爭」時落下風，但唐英年的負面消息早已經出盡，又在爭執中被視為弱者，從現在起提供機會，重新出山會得民意。
梁振英登上特首位置一年，尚未度完蜜月就發生梁宅潛建事件，本屆政府上台短短一年多，已有多名管治班子成員先後下台或被迫辞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數十年前的舊帳被翻出來，創下高官極速下台的紀錄，之後是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负责新界東北發展區的陳茂波被揭有利益冲突，風波尚未平息，其政治助理何建宗亦被揭發同样有利益冲突而迅速辭職。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是最新一個，以「照顧一對年幼子女」的牵强理由辭職。
一年多中，港府一直丑聞不斷，灰頭土臉。就在梁振英於天水圍論壇上對反對陣營作出大反擊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最新調查顯示，梁的支持度再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只有26%，反對率達57%，民望淨值為負31％。陳茂波捲入家人在新界東北擁有土地事件，其民望在局長中「包尾」，支持率較7月初再下滑5個百分點至15%。中央不得不發出警訊，同時也撐梁振英強硬起來，希望藉此提振香港社會正氣。
不過，8月11日梁振英發功未見其效，反引出一幫倍受質疑的黑大漢，高叫力挺梁振英，令人哭笑不得。在接下來的观塘落區，梁振英少許收斂，以求亡羊補牢。但最新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梁振英兩次落區後的支持度和評分都跌至上任以來新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表示，根據以往經驗，得分不足50的政治人物可視為不受歡迎，不足45分的可說是面對信任危機。
張德江肯定香港紀律部隊
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日前率紀律部隊訪京，受分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接見，張德江充分肯定了紀律部隊作為香港公務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工作。而幾乎同一時刻，《信報》的專欄文章9月7日引述輔警警校畢業生稱，教官向前線員佐級警員強硬灌輸佔中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要不惜一切驅散『佔中』參與者，甚至不排除抬走；總之，不能讓參與者聚集中環附近」。雖然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否認警方已把佔中「定性」為暴力，指所有輔警必須接受訓練，學習如何公平公正執法。但港府針對反對派人士趨於強硬已是既定方針。梁振英是否步入管治危機，值得继续观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陳茂波又攤上大事了！盡管梁振英前段時期挺身而出，以高調強硬引火燒身，以圖轉移視線，令早前被揭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涉嫌利益衝突的發展局局長陈茂波可以脫身。不過，有會計師近日再發現陳茂波家人持有的國萬實業，曾向公司註冊處申請凍結，但凍結期間卻發出共4張分別由陳茂波及國萬人士簽署的地租收據，怀疑陳茂波在事件中涉嫌違反《公司條例》，被認為表面上屬嚴重刑事罪行。梁振英高調強硬圖保陳茂波杀出反對派和媒體包圍的打算可能落空。
有可能會提前下課
本刊獲内幕消息，上任來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状态的梁振英，並非無緣無故在早前出席天水圍論壇時突然強硬，而是獲得京城「高人」指點。京城來人在多個不同場合都語帶警告意味地「指點」稱，梁振英「再繼續龜縮特首辦，無法展示強硬姿態，遲早會提前下課」。尤其是主管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遇難」，被揭發他的太太及親家持有發展區內的上水古洞農地，涉嫌利益衝突，社會要求陳茂波下台的呼聲頗高。「如果不死保陳茂波，他會被迫辭去官職。讓陳茂波成為又一個為這屆特區政府犧牲的高官，那以後还有誰為你出任官員，誰為你服務香港市民？」
在場人士透露，梁振英聽完指點若有所思，然後點頭稱是。隨即不久，特首果然強硬，連續「落區」參加論壇，擺出強勢姿態，硬闖基層，突破反對派圍剿。借廉署中止調查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梁振英高調為两位愛將抱怨，批評媒體欠公平，要求舉報人道歉。在論壇上，梁振英還就小學女教師暴粗辱罵警察事件要教育局向特首遞交報告。梁振英此舉，被認為要一洗一年來的執政頹勢，向反對派絕地大反撀，而背後是京城高人「指點」、支持！
該京官指，香港社會在政治氣氛濃烈時變得錯綜複雜，加上舊港英勢力的滋擾，新一屆政府上任，一位接著一位問責官員下課，誰接任都有惹上麻煩的可能。「特首不出面死保，誰還會往槍口上撞？」尤其是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20年前欺騙政府房屋津貼的舊事被揭發，要立即辭職，成為香港史上最短命局長，並且惹上官司被判緩刑。在媒體追問下，退休后再回爐港府的麥齊光道出心中苦澀：如果不當局長，就不會有這事發生。言下之意，他成了這屆政府的擋箭牌了。
立法會民選議員、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指現在香港的整體環境是「弱政府，強社會，狂政黨」。這樣的環境下，軟弱的政府被人欺。高人指點梁振英要強勢出撀，絕不能在反政府勢力面前表現軟弱。據悉，當局分析，梁振英強勢突破可以帶來幾方面的效應，一是讓特首改變一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二是讓政府的支持者更有信心；三是轉移媒體視線，為陳茂波解圍；四是提升低迷的官府士氣；五可以創造正面環境，為推出普選咨詢方案營造正面氣氛。
梁振英高調出撀引來反對者高調回擊。繼泛民召開記者會批評梁振英言論後，港大學生會也發表聲明，批評梁振英上任後製造敵我矛盾，要求梁向公眾道歉及下臺。特首辦罕有地發表聲明反駁，並重申梁對林慧思事件及泛民往廉署舉報的立場。梁振英連日來採取強硬政治態度，有學者認為，是要爭取社會保守派及治安部隊的支持。
據悉，梁振英遲遲不推普選咨詢方案，有自己的考量。梁振英曾私下對官員稱，如果現在推咨詢方案，社會分歧的矛頭就會對準政府。「讓不同意見鬥個明白，社會氣氛穩定一些，政府再推出香港民眾可以接受的方案，能收到預期效應。」
事實上，梁振英自上任後一路被動失利，如不能扭轉局勢，建制內人士認為，即使不得不要誓保他做完一屆政府，也無法保證他可以連任。本刊了解到，有建制內人士向中央建言，雖然梁振英執政沒有B方案，但在無法確保他連任的情況下應該加紧培養新的特首后备人選，不排除重新安排曾與梁振英「唐梁之爭」的唐英年作後備。
知情人士告訴本刊，有人向中央建言，唐英年本來就是中央考慮的愛國愛港人選，只是在「唐梁之爭」時落下風，但唐英年的負面消息早已經出盡，又在爭執中被視為弱者，從現在起提供機會，重新出山會得民意。
梁振英登上特首位置一年，尚未度完蜜月就發生梁宅潛建事件，本屆政府上台短短一年多，已有多名管治班子成員先後下台或被迫辞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數十年前的舊帳被翻出來，創下高官極速下台的紀錄，之後是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负责新界東北發展區的陳茂波被揭有利益冲突，風波尚未平息，其政治助理何建宗亦被揭發同样有利益冲突而迅速辭職。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是最新一個，以「照顧一對年幼子女」的牵强理由辭職。
一年多中，港府一直丑聞不斷，灰頭土臉。就在梁振英於天水圍論壇上對反對陣營作出大反擊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最新調查顯示，梁的支持度再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只有26%，反對率達57%，民望淨值為負31％。陳茂波捲入家人在新界東北擁有土地事件，其民望在局長中「包尾」，支持率較7月初再下滑5個百分點至15%。中央不得不發出警訊，同時也撐梁振英強硬起來，希望藉此提振香港社會正氣。
不過，8月11日梁振英發功未見其效，反引出一幫倍受質疑的黑大漢，高叫力挺梁振英，令人哭笑不得。在接下來的观塘落區，梁振英少許收斂，以求亡羊補牢。但最新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梁振英兩次落區後的支持度和評分都跌至上任以來新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表示，根據以往經驗，得分不足50的政治人物可視為不受歡迎，不足45分的可說是面對信任危機。
張德江肯定香港紀律部隊
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日前率紀律部隊訪京，受分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接見，張德江充分肯定了紀律部隊作為香港公務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工作。而幾乎同一時刻，《信報》的專欄文章9月7日引述輔警警校畢業生稱，教官向前線員佐級警員強硬灌輸佔中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要不惜一切驅散『佔中』參與者，甚至不排除抬走；總之，不能讓參與者聚集中環附近」。雖然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否認警方已把佔中「定性」為暴力，指所有輔警必須接受訓練，學習如何公平公正執法。但港府針對反對派人士趨於強硬已是既定方針。梁振英是否步入管治危機，值得继续观察。■
梁振英的窘境源於他的個性
作者：陳望華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梁振英當特首後，施政一直不順利，無論傳媒還是政界的支持度都下跌得很快，熟悉梁振英的人士表示，梁今日窘境與他的個性、用人佈局有密切關係。
梁振英剛剛上台後，決定公開招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這個決定在當時是他的執政亮點之一，公務員與年輕一代對他的支持度很高，許多人表示，有興趣參加競聘。
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公開招聘在法律上是不需要的，如美國的歷屆新總統，上任後要任命超過3000個公務人員，並不需要公開招聘。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比美國小得多，所以政治任命的人不多，3個司長12個副局長12個助理。
拒絕何永謙，令支持者失望
僅從程序上講，梁的決定無可厚非，但梁過分公事公辦，令許多舊部寒心。梁振英的競選辦副主任何永謙，在競選期間主要負責政綱的編寫，梁上會後，何永謙沒有得到政治任命，經過公開招聘後落選。更令梁的支持者不滿的是，在公開招聘後，梁沒有在宣布結果之前與何永謙協商，而是在公開招聘後用程序冰冷拒絕何永謙，這是不太合理的安排。
上任之初的這次安排失當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影響到的人不多，但這對梁振英的佈局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這讓他在政界始終沒有很堅定的支持者，立法會、工聯會等機構與黨派內，梁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有力、連貫的支持力量，沒有支持者就沒有一個很堅定的政治聯盟。
啟用不懂政治的吳克儉
梁上台不足百日，即爆發震動全港的反國教風波。國民教育科雖然是曾蔭權時代的遺產，但梁的處置失當，也需對此負直接責任。一位跟梁熟悉的人說：「梁振英上台後，找的很多是專業人士，很多以前在政治上沒有公開發表過政見的，比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他本身的專業是人力資源的，在考試局做過顧問。他不是政治（political）的人，但他第一件處理的事很政治，就是國民教育事件。吳克儉是從一個很專業的角度上看國民教育，但他很缺乏政治敏感度。」
國教問題曾蔭權時代就有諮詢，諮詢期結束後就要推動政策，進立法會討論。 「CY沒有考慮國民教育本身就很意識形態，本身叫國民教育還是公民教育很爭議，教材怎麼定絕對是很政治化的事，不是行政的事。找一個懂政治的人一定不會出現嗎？不能肯定，但推銷方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斟酌的，包括是不是要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之前，因為泛民肯定會炒，是不是可以延期……後來出現的狀況等於政治自殺，教材很多價值觀不敏感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為什麼面對那麼多難題，從選人、佈局，從一開始佈局上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到後來的結局」。
有人曾這樣描述CY的「不粘鍋」性格：「CY性格是double arms（與人保持兩臂距離）」 。據說，當初競選特首時，競選辦裡面也沒有人單獨跟梁吃飯超過兩次的。
梁振英的不粘鍋性格也影響了他與工商界的關係，在香港立法會裡，如不能與工商界保持很好的溝通，就很難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施政不暢是必然的。梁振英與工商界刻意保持距離，並沒有因此改變香港市民「官商勾結」的總體印象，市民對地產霸權的不滿也會轉嫁到港府身上。因此，梁振英若想改變當前的施政困境，必須改變自己的不粘鍋性格，尋求至少一派的強力支持。 ■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梁振英當特首後，施政一直不順利，無論傳媒還是政界的支持度都下跌得很快，熟悉梁振英的人士表示，梁今日窘境與他的個性、用人佈局有密切關係。
梁振英剛剛上台後，決定公開招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這個決定在當時是他的執政亮點之一，公務員與年輕一代對他的支持度很高，許多人表示，有興趣參加競聘。
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公開招聘在法律上是不需要的，如美國的歷屆新總統，上任後要任命超過3000個公務人員，並不需要公開招聘。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比美國小得多，所以政治任命的人不多，3個司長12個副局長12個助理。
拒絕何永謙，令支持者失望
僅從程序上講，梁的決定無可厚非，但梁過分公事公辦，令許多舊部寒心。梁振英的競選辦副主任何永謙，在競選期間主要負責政綱的編寫，梁上會後，何永謙沒有得到政治任命，經過公開招聘後落選。更令梁的支持者不滿的是，在公開招聘後，梁沒有在宣布結果之前與何永謙協商，而是在公開招聘後用程序冰冷拒絕何永謙，這是不太合理的安排。
上任之初的這次安排失當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影響到的人不多，但這對梁振英的佈局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這讓他在政界始終沒有很堅定的支持者，立法會、工聯會等機構與黨派內，梁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有力、連貫的支持力量，沒有支持者就沒有一個很堅定的政治聯盟。
啟用不懂政治的吳克儉
梁上台不足百日，即爆發震動全港的反國教風波。國民教育科雖然是曾蔭權時代的遺產，但梁的處置失當，也需對此負直接責任。一位跟梁熟悉的人說：「梁振英上台後，找的很多是專業人士，很多以前在政治上沒有公開發表過政見的，比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他本身的專業是人力資源的，在考試局做過顧問。他不是政治（political）的人，但他第一件處理的事很政治，就是國民教育事件。吳克儉是從一個很專業的角度上看國民教育，但他很缺乏政治敏感度。」
國教問題曾蔭權時代就有諮詢，諮詢期結束後就要推動政策，進立法會討論。 「CY沒有考慮國民教育本身就很意識形態，本身叫國民教育還是公民教育很爭議，教材怎麼定絕對是很政治化的事，不是行政的事。找一個懂政治的人一定不會出現嗎？不能肯定，但推銷方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斟酌的，包括是不是要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之前，因為泛民肯定會炒，是不是可以延期……後來出現的狀況等於政治自殺，教材很多價值觀不敏感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為什麼面對那麼多難題，從選人、佈局，從一開始佈局上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到後來的結局」。
有人曾這樣描述CY的「不粘鍋」性格：「CY性格是double arms（與人保持兩臂距離）」 。據說，當初競選特首時，競選辦裡面也沒有人單獨跟梁吃飯超過兩次的。
梁振英的不粘鍋性格也影響了他與工商界的關係，在香港立法會裡，如不能與工商界保持很好的溝通，就很難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施政不暢是必然的。梁振英與工商界刻意保持距離，並沒有因此改變香港市民「官商勾結」的總體印象，市民對地產霸權的不滿也會轉嫁到港府身上。因此，梁振英若想改變當前的施政困境，必須改變自己的不粘鍋性格，尋求至少一派的強力支持。 ■
台灣公民運動 邊緣化藍綠兩黨
作者：紀碩鳴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台灣民主社會「沒有是非只有藍綠」的質疑，被一場二十五萬人參加的公民運動顛覆，用網絡號召，以公民抗命的形式告誡世人：台灣民主社會成長，完全可以淡化政治，「只有是非不分藍綠」。一直被政治人物代表著的台灣百姓，在為軍人洪仲丘軍中死於非命的要真相運動中，拋棄藍綠找回自己。
中華民國陸軍裝甲543旅下士、台灣成功大學高材生洪仲丘，在歷經7天禁閉後，又被要求在炎熱高溫中進行高強度體能訓練，最終不幸慘死。消息傳出，島內民情激憤，紛紛要求公佈真相，嚴懲兇手。
受虐死亡事件發生後，因為有著「不讓仲丘白白牺牲」的信念，由包括醫生、律師、軟件工程師、國會前助理、退役軍人、證券業上班族、老師、學生、家庭主婦等39位互不相識的網友，其中有十位是女性，在網上發起公民1985行動聯盟。
這些發起者沒有政黨背景，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參與公民運動，他們在晚上十點才能上網開通訊軟件來開會討論，組織也只有簡單分工，分别从事架設網站、活動設計、財務管理及後勤規劃等。目標單一清晰，希望藉由訴求讓事件真相出爐，並且要求國軍改革，摒除以往陋習及潛規則，「要真相！要人權！」在短短兩周內，通過網絡號召兩度走上街頭，一次前往台灣國防部抗議，號召五千，來了三萬；一次圍聚凱達格蘭大道，呼籲公民站出來送洪仲丘最後一程。媒體宣稱突破二十五萬人參加。
成熟的公民社會，不會為反對而反對，要的是公義、公正。過程中，組織者排除政黨參與，不公佈真實姓名，不接受媒體訪問，沒有要求推翻國民黨執政，沒有要求馬英九下台，他們信守的是監督政府的立場，而不是打出反對、推翻政府的旗號。
正是這一場公民抗命運動，令馬英九親上火線，面對勢不可擋的滾滾民意，緊急止血，公開對外承諾，「一定要推動完成『軍事審判法』修訂，還洪家一個公道」。台灣「立法院」舉行專門臨時會議，以短短不到2個小時的時間三讀通過「軍事審判法」修訂案。台灣的軍事審判制度將面臨革命性扭轉，執行長達近一個甲子的「軍事審判法」將形同作廢。台北經紀人交流協會創辦人、獨立評論員王祥基對本刊表示：「這就是公民力量，台灣公民社會的經典」。
台灣早年的抗爭活動都由政治團體起議，王祥基說，互聯網時代讓公民社會有形成力量的平台。「社會自發的團體為正義，同樣有號召能力，並理性地就事論事，不以推翻政府為宗旨，達到目的就收手，甚至不留痕跡，不擴大化，不為政治團體利用。」由此，台灣進入了網絡號召形成公民力量的新時代。
當公民社會真正形成時，台灣成熟的民主體制才算上路。今後無論政府還是政黨絕對不能忽視社會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無處不在。特別在公共議題如環保、教育、國防、經濟、重大建設及法律方面，政府將感受到公民意見匯聚後所形成的巨大壓力，而不得不快速回應。由於公民運動的非政黨本質，它將逐漸得到人民的信賴，預判政黨將從以往社運的幕後操盤者變成公民運動的跟隨者。
在台灣最近幾次公民抗爭運動中，站在政府對立面的反對黨被消音了。去年底的反媒體壟斷、今年5月抗议臺北市中心華光社區因重建而遷拆，8月則因洪仲丘被虐死而示威，台灣的公民運動一場接著一場。8月3日，「凱道送仲丘」這場台湾史上第一場單純由公民發起的對政府最大的抗議活動中，民進黨前後任主席只是默默地在人群中，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靜靜地參與這場公民運動。而年初全台反核四大遊行中，打著反核旗幟的民進黨只是默默地在另一個角落獨自遊行，或者只被允許行進在遊行隊伍的後面。突出打頭陣的是與政治切割的公民社會力量。
這種透過網絡號召，發起者来自各行各業，由素不相識到集思廣益、眾志成城的動員模式，是習慣傳統社運的政治人士、政黨團體動員的人無法想像的。無論被稱為「台灣版茉莉花革命」或「社會運動2.0版」，亦或「台灣苿莉花運動」，它都是一種「公民」運動，遠非舊的群眾運動可比。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一樣的抗爭卻有不一樣的效果，台灣民主正走向成熟。過去以政黨為中心發動社會的政治性議題，正在被公民社會的運動以議題為出發得到政府的重視。」
網絡世界，社運還需要不需要強化組織、幹部？洪奇昌認為，這是一個新的命題，也是對政黨政治的一個挑戰。「如果政黨不能快速作出應有的反應，公民團體會成為政黨的壓力，公民們在社會運動中找到自己了，政黨的空間就小了。」
台灣經過民主洗禮，公民意識本來就很強，加上網絡時代的催化劑春風吹又生。香江論壇主席江素惠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臺灣藍綠兩黨永陷惡鬥漩渦，儘管民眾希望有第三勢力來制衡，但總不成氣候，縱有政治人物投身運動掀起浪潮，但事件過後總是船過水無痕。今次經过「1985行动聯盟」的號召，有二十多萬人上街示威抗議軍審法，逼得政府在最短期間修法以回應民意，不管政府此作為是否為民粹拖著走，草草修法亦有諸多不善之處，不可否認的是，臺灣新公民運動帶動政府的時代來臨了。「這公民運動無非成了第三勢力，也被稱為臺灣版的茉莉花革命。」
江素惠來自台灣，長年行走香港台灣大陸兩岸三地，她認為，臺灣所謂的茉莉花革命演變為「臺灣之春」，是在政治改革已完成，臺灣走上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開始成熟，訴求在於爭取社會的公理正義，要通過「革命行動」來完善公共領域，改善政府制度的弊病以符人民的期許。此即是臺灣當今公民思想的主流，也對正處於政治改革，推動民主前進的香港有影響。
一直以來，每逢台灣有重大政治活動，香港都會派出觀摩團，香港人耳濡目染台灣的民主之路。江素惠認為，「香港公民社會還不成熟，但公民意識在不斷提升中」。台灣民主自由的今天會是未來香港的期許，香港社會也希望在社會運動中，闡發出找到公民自己的訴求。■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台灣民主社會「沒有是非只有藍綠」的質疑，被一場二十五萬人參加的公民運動顛覆，用網絡號召，以公民抗命的形式告誡世人：台灣民主社會成長，完全可以淡化政治，「只有是非不分藍綠」。一直被政治人物代表著的台灣百姓，在為軍人洪仲丘軍中死於非命的要真相運動中，拋棄藍綠找回自己。
中華民國陸軍裝甲543旅下士、台灣成功大學高材生洪仲丘，在歷經7天禁閉後，又被要求在炎熱高溫中進行高強度體能訓練，最終不幸慘死。消息傳出，島內民情激憤，紛紛要求公佈真相，嚴懲兇手。
受虐死亡事件發生後，因為有著「不讓仲丘白白牺牲」的信念，由包括醫生、律師、軟件工程師、國會前助理、退役軍人、證券業上班族、老師、學生、家庭主婦等39位互不相識的網友，其中有十位是女性，在網上發起公民1985行動聯盟。
這些發起者沒有政黨背景，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參與公民運動，他們在晚上十點才能上網開通訊軟件來開會討論，組織也只有簡單分工，分别从事架設網站、活動設計、財務管理及後勤規劃等。目標單一清晰，希望藉由訴求讓事件真相出爐，並且要求國軍改革，摒除以往陋習及潛規則，「要真相！要人權！」在短短兩周內，通過網絡號召兩度走上街頭，一次前往台灣國防部抗議，號召五千，來了三萬；一次圍聚凱達格蘭大道，呼籲公民站出來送洪仲丘最後一程。媒體宣稱突破二十五萬人參加。
成熟的公民社會，不會為反對而反對，要的是公義、公正。過程中，組織者排除政黨參與，不公佈真實姓名，不接受媒體訪問，沒有要求推翻國民黨執政，沒有要求馬英九下台，他們信守的是監督政府的立場，而不是打出反對、推翻政府的旗號。
正是這一場公民抗命運動，令馬英九親上火線，面對勢不可擋的滾滾民意，緊急止血，公開對外承諾，「一定要推動完成『軍事審判法』修訂，還洪家一個公道」。台灣「立法院」舉行專門臨時會議，以短短不到2個小時的時間三讀通過「軍事審判法」修訂案。台灣的軍事審判制度將面臨革命性扭轉，執行長達近一個甲子的「軍事審判法」將形同作廢。台北經紀人交流協會創辦人、獨立評論員王祥基對本刊表示：「這就是公民力量，台灣公民社會的經典」。
台灣早年的抗爭活動都由政治團體起議，王祥基說，互聯網時代讓公民社會有形成力量的平台。「社會自發的團體為正義，同樣有號召能力，並理性地就事論事，不以推翻政府為宗旨，達到目的就收手，甚至不留痕跡，不擴大化，不為政治團體利用。」由此，台灣進入了網絡號召形成公民力量的新時代。
當公民社會真正形成時，台灣成熟的民主體制才算上路。今後無論政府還是政黨絕對不能忽視社會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無處不在。特別在公共議題如環保、教育、國防、經濟、重大建設及法律方面，政府將感受到公民意見匯聚後所形成的巨大壓力，而不得不快速回應。由於公民運動的非政黨本質，它將逐漸得到人民的信賴，預判政黨將從以往社運的幕後操盤者變成公民運動的跟隨者。
在台灣最近幾次公民抗爭運動中，站在政府對立面的反對黨被消音了。去年底的反媒體壟斷、今年5月抗议臺北市中心華光社區因重建而遷拆，8月則因洪仲丘被虐死而示威，台灣的公民運動一場接著一場。8月3日，「凱道送仲丘」這場台湾史上第一場單純由公民發起的對政府最大的抗議活動中，民進黨前後任主席只是默默地在人群中，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靜靜地參與這場公民運動。而年初全台反核四大遊行中，打著反核旗幟的民進黨只是默默地在另一個角落獨自遊行，或者只被允許行進在遊行隊伍的後面。突出打頭陣的是與政治切割的公民社會力量。
這種透過網絡號召，發起者来自各行各業，由素不相識到集思廣益、眾志成城的動員模式，是習慣傳統社運的政治人士、政黨團體動員的人無法想像的。無論被稱為「台灣版茉莉花革命」或「社會運動2.0版」，亦或「台灣苿莉花運動」，它都是一種「公民」運動，遠非舊的群眾運動可比。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一樣的抗爭卻有不一樣的效果，台灣民主正走向成熟。過去以政黨為中心發動社會的政治性議題，正在被公民社會的運動以議題為出發得到政府的重視。」
網絡世界，社運還需要不需要強化組織、幹部？洪奇昌認為，這是一個新的命題，也是對政黨政治的一個挑戰。「如果政黨不能快速作出應有的反應，公民團體會成為政黨的壓力，公民們在社會運動中找到自己了，政黨的空間就小了。」
台灣經過民主洗禮，公民意識本來就很強，加上網絡時代的催化劑春風吹又生。香江論壇主席江素惠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臺灣藍綠兩黨永陷惡鬥漩渦，儘管民眾希望有第三勢力來制衡，但總不成氣候，縱有政治人物投身運動掀起浪潮，但事件過後總是船過水無痕。今次經过「1985行动聯盟」的號召，有二十多萬人上街示威抗議軍審法，逼得政府在最短期間修法以回應民意，不管政府此作為是否為民粹拖著走，草草修法亦有諸多不善之處，不可否認的是，臺灣新公民運動帶動政府的時代來臨了。「這公民運動無非成了第三勢力，也被稱為臺灣版的茉莉花革命。」
江素惠來自台灣，長年行走香港台灣大陸兩岸三地，她認為，臺灣所謂的茉莉花革命演變為「臺灣之春」，是在政治改革已完成，臺灣走上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開始成熟，訴求在於爭取社會的公理正義，要通過「革命行動」來完善公共領域，改善政府制度的弊病以符人民的期許。此即是臺灣當今公民思想的主流，也對正處於政治改革，推動民主前進的香港有影響。
一直以來，每逢台灣有重大政治活動，香港都會派出觀摩團，香港人耳濡目染台灣的民主之路。江素惠認為，「香港公民社會還不成熟，但公民意識在不斷提升中」。台灣民主自由的今天會是未來香港的期許，香港社會也希望在社會運動中，闡發出找到公民自己的訴求。■
香港資本市場即將轉運
作者：賀軍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作者簡介：安邦集團（ANBOUND）研究合夥人、高級研究員。
近幾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內地宏觀調控之下，香港資本市場表現平庸。就港股而言，自2007年11月恒生指數接近32000點之後，一直沒有恢復過來，最新的股指大約相當於2007年8月初的水準。據普華永道的統計，在2012年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以首次公開發行（IPO）融資規模來比較，香港市場退居全球第四，2012年IPO共計64宗，融資規模達到898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722億元），較2011年的2723億港元減少達67%。
過去十年，香港資本市場的繁榮與H股、紅籌公司的大量上市分不開。自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間，僅H股和紅籌股在港融資額就達1.55萬億港元。根據香港聯交所資料統計，截至2012年7月底，共有H股171只、紅籌股108只、內地民營企業股431只，合計市值達到了10.75萬億港元，占整個港股市價的57.6%。近幾年，隨著H股、紅籌公司上市的減緩，香港資本市場近幾年發展平淡。以IPO數量來看，香港股市2012年還未恢復2009年時的水準。
不過，在安邦（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未來一兩年香港資本市場可能面臨轉運的機會。
香港市場轉運的四大原因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未來隨著美元升值，港元資產會變得相對值錢。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的經濟復蘇最為穩健，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穩定的上升，美國能源投資不斷加大，以及就業情況的逐步好轉，美國經濟正在贏得全球市場的信心。全球資本回流發達市場，美國市場是最大的流入地區，這將在未來幾年使得美元走強。與正在艱難復蘇的歐元區和在「安倍經濟學」下刻意維持低日元匯率的日本經濟相比，美元的走強更是可期。這種背景下，與美元掛鉤的港元資產將會變得相對值錢，具有更大的投資價值。
原因之二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熱度正在上升，這種趨勢也不容忽視。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投資迅速增長。2012年，中國內地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加上金融類投資則超過100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一股新生力量。香港在中國大陸對外投資中佔有重要地位，到2010年底，中國境內企業對香港地區直接投資存量占對亞洲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超過80%，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超過60%。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截至2011年底，中國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以市值計算達3900億美元，占所有來源地的36.3%。在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對外投資仍保持了高速增長，2013年上半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為455.7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28.7%。這種背景下，香港仍是中國海外投資的最大受益者。
原因之三是，與沉屙纏身的中國A股相比，港股的前景更為可觀。中國內地證券市場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嚴重脫節，這突出反映在A股的融資功能和市場表現上。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領先，但自2007年以來，上證A股指數已經下跌超過65%，至今仍在低位徘徊。再加上中國A股的行政干預色彩極濃，動不動就暫停IPO、導致800家企業上市排隊之類的舉動，使得A股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有效市場。在未來一兩年，仍然看不到中國A股有較好發展的可能。這種形勢，將驅使一大批優秀的中國內地企業（如阿裡巴巴集團）到香港上市融資。
原因之四是，香港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主要受益者。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香港在中國內地的開放進程中，有優越的條件分享其中的利益。在全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中，香港具有獨特優勢，完全可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目前，在人民幣存款規模、人民幣金融產品的推出、內地證券市場對香港投資者的開放等方面，中央政府都會優先考慮香港市場的需要，也會把香港作為重要的「試驗田」。
香港具有的上述這些優勢，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基本格局決定的，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從外部來看香港，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要維持市場的穩定、開放，提供有效的服務。筆者注意到，香港監管部門正在調整政策，改善企業到香港上市的環境。據港交所發佈的資訊，香港將對2013年10月1日或之後提交的上市申請，採用新的上市規定，如精簡監管程式，縮短審批時間；監管機構將簡化上市審閱程式，精簡要求檔數量及加速審批等等。類似的投融資便利化的措施，有利於香港資本市場保持吸引力。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員看來，目前的多個因素都有利於香港市場的表現，香港資本市場在未來一兩年將面臨發展的好時機。只要香港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保持良好的市場服務能力、保持安全的投資環境，背靠中國內地市場，香港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作者簡介：安邦集團（ANBOUND）研究合夥人、高級研究員。
近幾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內地宏觀調控之下，香港資本市場表現平庸。就港股而言，自2007年11月恒生指數接近32000點之後，一直沒有恢復過來，最新的股指大約相當於2007年8月初的水準。據普華永道的統計，在2012年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以首次公開發行（IPO）融資規模來比較，香港市場退居全球第四，2012年IPO共計64宗，融資規模達到898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722億元），較2011年的2723億港元減少達67%。
過去十年，香港資本市場的繁榮與H股、紅籌公司的大量上市分不開。自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間，僅H股和紅籌股在港融資額就達1.55萬億港元。根據香港聯交所資料統計，截至2012年7月底，共有H股171只、紅籌股108只、內地民營企業股431只，合計市值達到了10.75萬億港元，占整個港股市價的57.6%。近幾年，隨著H股、紅籌公司上市的減緩，香港資本市場近幾年發展平淡。以IPO數量來看，香港股市2012年還未恢復2009年時的水準。
不過，在安邦（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未來一兩年香港資本市場可能面臨轉運的機會。
香港市場轉運的四大原因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未來隨著美元升值，港元資產會變得相對值錢。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的經濟復蘇最為穩健，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穩定的上升，美國能源投資不斷加大，以及就業情況的逐步好轉，美國經濟正在贏得全球市場的信心。全球資本回流發達市場，美國市場是最大的流入地區，這將在未來幾年使得美元走強。與正在艱難復蘇的歐元區和在「安倍經濟學」下刻意維持低日元匯率的日本經濟相比，美元的走強更是可期。這種背景下，與美元掛鉤的港元資產將會變得相對值錢，具有更大的投資價值。
原因之二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熱度正在上升，這種趨勢也不容忽視。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投資迅速增長。2012年，中國內地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加上金融類投資則超過100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一股新生力量。香港在中國大陸對外投資中佔有重要地位，到2010年底，中國境內企業對香港地區直接投資存量占對亞洲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超過80%，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超過60%。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截至2011年底，中國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以市值計算達3900億美元，占所有來源地的36.3%。在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對外投資仍保持了高速增長，2013年上半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為455.7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28.7%。這種背景下，香港仍是中國海外投資的最大受益者。
原因之三是，與沉屙纏身的中國A股相比，港股的前景更為可觀。中國內地證券市場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嚴重脫節，這突出反映在A股的融資功能和市場表現上。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領先，但自2007年以來，上證A股指數已經下跌超過65%，至今仍在低位徘徊。再加上中國A股的行政干預色彩極濃，動不動就暫停IPO、導致800家企業上市排隊之類的舉動，使得A股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有效市場。在未來一兩年，仍然看不到中國A股有較好發展的可能。這種形勢，將驅使一大批優秀的中國內地企業（如阿裡巴巴集團）到香港上市融資。
原因之四是，香港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主要受益者。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香港在中國內地的開放進程中，有優越的條件分享其中的利益。在全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中，香港具有獨特優勢，完全可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目前，在人民幣存款規模、人民幣金融產品的推出、內地證券市場對香港投資者的開放等方面，中央政府都會優先考慮香港市場的需要，也會把香港作為重要的「試驗田」。
香港具有的上述這些優勢，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基本格局決定的，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從外部來看香港，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要維持市場的穩定、開放，提供有效的服務。筆者注意到，香港監管部門正在調整政策，改善企業到香港上市的環境。據港交所發佈的資訊，香港將對2013年10月1日或之後提交的上市申請，採用新的上市規定，如精簡監管程式，縮短審批時間；監管機構將簡化上市審閱程式，精簡要求檔數量及加速審批等等。類似的投融資便利化的措施，有利於香港資本市場保持吸引力。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員看來，目前的多個因素都有利於香港市場的表現，香港資本市場在未來一兩年將面臨發展的好時機。只要香港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保持良好的市場服務能力、保持安全的投資環境，背靠中國內地市場，香港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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