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都說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之日也是香港的危機之時。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了，將來要建一百個香港。
今天，多建幾個香港的時機似乎到了。有百個“香港＂，還有什麼東方之珠的位置？內地有香港了，我們怎麼辦？這是香港人的危機感！
其實，挑戰香港的不僅僅是上海的自貿區，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自貿區只是其中一部分，放眼香港周圍，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島、廣州的南沙新區、福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都一一脫穎而出，對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各新區、實驗區都在自己不同的定位下，尋找各自的依託，向中央政府提出自由貿易區申請。平潭島綜合實驗區要對接臺灣，深圳前海期望再造香港，珠海橫琴島新區與澳門融合模式更值得關註。
各地都打正旗號，要複製香港、超越香港，中央也明確表態，上海自貿區試驗，是要將這個區內的實踐經驗，不僅在上海落實，也將推廣到全國。中國的香港多了，原來的香港就沒有優勢、沒有亮點，這當然對現實的香港是挑戰。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地位的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定位，某程度上也將受到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廣州南沙的激烈競爭。接下來，受衝擊的會是香港的物流中轉、購物天堂、國際金融中心等，香港不能沒有危機感。
不過，面對後起之秀，香港明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如果可以繼續發力，香港需要思考，在全國群體起跑時，香港該如何繼續做好自由貿易發展的領跑角色。新一輪自貿區熱中，香港的定位決定取向。
一直吹奏著吸引內地客娛樂曲的澳門，開始邁向大神州。它跨出邊境向珠海延伸，狹小的空間頃刻遇到廣濶天地。澳門大學將新校區建在橫琴島，與澳門自成一體；澳門的輕軌將進入橫琴島縱深四百米與廣州的城軌對接；澳門民眾可以自駕單牌車進入橫琴島，把三倍於澳門的橫琴作為後花園；澳門政府成立投資公司參與投資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兩地政府首次攜手共進。澳門把橫琴新區看作是澳門的橫琴，充分利用開發，融入其中，盡情享有擁抱，讓原來只有娛樂博彩業的澳門走出一片新的豔陽天。
澳門正在走進神州，香港社會卻迷漫著切割內地、不願融合的迷茫。說香港是彈丸之地，守著的卻是深圳，連著廣博神州的後花園，沒有想過兩地政府積極投入合作開發；澳門緊鄰珠海的橫琴計劃，澳門政府積極參與，香港面對深圳的前海計劃，香港卻冷眼相看；澳門輕軌直接進入橫琴，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要分別各自建兩個高鐵站，沒有合建的構想。
很明顯，在橫琴、前海和上海自貿區的面前，澳門看到機遇積極迎戰，香港只看到挑戰躲閃回避。起碼，香港在一段時期內還有時間上的優勢。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浪潮剛剛開始，處於摸索階段，受限於原有體制，一下子還邁不開步伐。如比對分析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與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會發現兩者的吻合度竟然達到100%。把上海看作香港拓展內地市場的機會，上海沒有經驗，香港的引領優勢就能發揮作用。
香港還有空間優勢。TPP、TTIP等自貿協定設定成員國要有諸多開放甚至自由民主等政治條件，明顯在排擠中國，上海自貿區為此起。但香港具備相關條件，在與美國、歐盟、東南亞諸國的合作中遊刃有餘，可以繼續為中國自貿區建立並與國際接軌出力。
歷史的香港勝在自由貿易、制度落差紅利，如今社會中的保守氣息正在吞噬自由貿易原則，而隨著多個特區、自貿區的成立，內地的開放將進一步縮小陸港兩地的制度落差，香港只有積極迎戰。時間、空間以及香港內在求變的驅動，都能為香港爭取主動，再創輝煌的機遇。■
2013/11/6
民間經文學校：左右新疆未來的暗流
作者：李永峰（觀瀾學社研究員）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從G20開始 中國塑造國際新規則
作者：邱震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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