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靳薇教授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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