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永峰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两年多前的2011年8月8日，在印度出生的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流亡藏人的「首都」達蘭薩拉宣誓就任「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長（總理），他是繼第五世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之後，第二位並非由達賴喇嘛直接指定的「藏人行政中央」最高行政領導人。在此一年之後，2012年的9月20日，流亡藏人中的「西藏人民會議」全票通過了《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第十九條的修改，將西藏政治領袖（首席部長）的藏文稱謂從「噶倫赤巴」改成「司政」，按照洛桑森格本人在Twitter上的解釋，「司政——民主選舉的圖伯特人民的首腦，達賴喇嘛尊者的政治繼承人。」至此，達賴喇嘛所追求的政治退休，真正進入了實際操作層面。
目前《西藏流亡藏人憲章》規定，藏人的所有政治行為，依然還是「在神聖的達賴喇嘛所指引之民主制度下」展開，無法達到達賴喇嘛在2011年3月14日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時所期望的：「使我因具有達賴喇嘛的名號而產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或儀式必須全數取消。」但在達賴喇嘛訓導之下，藏人流亡政府的政體從「君權神授」向「主權在民」的轉變已經開始，新的、哪怕只是稱謂上的政治首腦洛桑森格的出現，已經為流亡藏人社區帶來了衝擊。從目前來看，這種衝擊首先將導致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公開化。雖然這種公開化是預期中的，也是達賴喇嘛有意提前引爆的，但是其影響範圍依然存在極高的不確定性，這在最近幾個月的事態發展中已經有所反應。
一，最近發生的幾件事
1，「議會」的分裂
對於散居在全球的近二十萬流亡藏人來說，他們之所以願意歷經千辛萬苦，從西藏「逃走」，主要就是為了追隨宗教中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所以，他們絕對不會公開忤逆達賴喇嘛的政治意見。從1960年9月2日第一屆13名代表產生以來，流亡藏人「議會」在迄今的50多年的運作中，面對達賴喇嘛所首肯的議案，雖然私下或有異議，但在投票中從來都是全票通過。現在，隨著達賴喇嘛退休，按照三權分立原則運作的「人民議會」（立法）、噶夏（行政）和最高法院（司法），在從為「神」（達賴喇嘛）服務轉向為「民」（選民）服務的過程中，似乎要打破過去那種溫情脈脈的關係，而發生正面的衝突。
資深政治家噶瑪群培（Karma Chophel）打響了這種正面衝突的第一槍。在2013年3月27日，第15屆西藏人民議會第5次會議上，噶瑪群培發表了一項個人聲明，表示他過去雖然不能同意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但出於對達賴喇嘛的尊崇，卻也不會在議會中反對，而現在，由於達賴喇嘛移交了自己的政治權力，流亡藏人政府的政治體制也出現了巨大變化，他沒必要繼續順從「政府」。所以，噶瑪群培宣佈，他將放棄過去在議會中不公開反對「中間道路」的所有主張，開始投反對票。這揭開了「議會」分裂的序幕。
1949年出生于西藏仲巴縣的噶瑪群培，從1991年至今，一直擔任「議員」，並曾兩度出任過「議長」之職，是西藏流亡社區中的資深政治家。最新一次民主選舉中，他代表噶舉派參選。他也曾擔任過流亡藏人中最大的組織「藏青會」的主席。噶瑪群培一向反對「中間道路」，是「藏獨」的重要推動者。
2，醞釀中的「反對黨」
藏人流亡社區雖然從1991年開始試行民主選舉，但卻並沒有發展出政黨政治。上世紀80年代末，達賴喇嘛出於「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中，我們西藏是否也應該引進政黨民主制度」的思考，推動成立了全國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Tibet），上文提及的噶瑪群培一直擔任該黨主席，但這個黨只是形式上的，完全是為了滿足達賴喇嘛的要求而成立，缺少生命力，並沒有發揮出實際的政黨作用。在流亡社區中參與競選的人，基本依靠個人魅力或同鄉會等關係進行動員拉票。在達賴喇嘛一直擔任政治領袖的時候，下面即便有反對的聲音，也是微小的，單一的，不太可能成為組織性的力量。現在，隨著達賴喇嘛辭職，這一局面也開始改變。
2012年3月11至12日，80多名支持西藏獨立的人士，在紐約召開了一個「讓贊（獨立）圓桌會議」，決定成立一個新組織「西藏國民大會」（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該組織與「藏青會」又於2012年6月27日，在達蘭薩拉的文獻檔案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召集了一次新的會議，參會人士包括了世界各地的藏獨領袖，有沙拉寺高僧祥薩仁波切、用英文寫作的藏人作家嘉央諾布、前首席部長索南多傑、獨立活動人士拉桑次仁；10位議員，其中有噶瑪群培、 格桑堅參等；此外還有公開的藏獨組織藏青會、「913前政治犯組織」等機構的領導人。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爭取獨立的聯盟組織，在世界各地開展活動。」該聯盟組織（西藏獨立聯盟）不僅旨在反對中國政府，也與「藏人行政中央」抗衡，將會成為流亡政府中的反對黨。
此次會議之後，根據議程設置，2013年年底內，會再次召開一場關鍵的會議，選舉新聯盟的核心領導，屆時這一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而藏獨組織，比如藏青會，在選舉中又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所以未來的議會和噶廈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很可能會大幅上升。這會令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流亡藏人內部便遭遇強大抵制。而中國政府在處理西藏問題時，也要面對一個不一樣的、自稱是代表選民意見的對手。
3，司政成多方攻擊的靶子
洛桑森格之前，藏人流亡社區的兩任民選首席部長第五世桑東仁波切，仍然是一位佛教高僧。這符合藏人政教合一的傳統。畢業于哈佛大學，家人都在美國生活的洛桑森格，以學者身份回到達蘭薩拉參加選舉，成為最高行政長官，同時又繼承了達賴喇嘛的「元首」身份。但是，對於藏人來說，是否應當效忠洛桑森格的權威，其實是值得審視的。從上臺至今，由於若干舉措備受爭議，洛桑森格的威信已經備受打擊。這既是政治分裂公開化的結果，也是推動這種分裂的重要因素。
洛桑森格最受爭議的舉措，是他介入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的人事鬥爭。2012年10月1日，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的主任阿沛·晉美（Jigme Ngabo）突然被解職。阿沛·晉美是阿沛·阿旺晉美之子。阿沛·阿旺晉美是中國國家領導人，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中，都獲得了很高評價，是影響西藏歷史發展的重要人物。
作為高幹子弟的阿沛·晉美，「文革」中曾在內蒙插隊，上世紀70年代憑藉「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大學，80年代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從事藏學研究，後來留學美國，從1996年開始出任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西藏部主任。流亡藏人除了通過地下管道與中國境內的藏人建立聯繫之外，公共媒體也是他們影響境內藏人的重要管道。擁有幾十年歷史的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媒體平臺。由於阿沛·晉美既不願意附和中國政府的論述，也不願意聽命于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指揮，展示了獨立的媒體立場，長期以來與流亡政府不和。據嘉央諾布披露，阿沛·晉美是因為洛桑森格的公關運作而被解職。
洛桑森格干預美國媒體的運作，不止激怒了長期以來對「藏人行政中央」不滿的藏人知識份子，連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監督和調查委員會主席Dana Rohrabacher也發表公開信，表示憤怒。由於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之所以能夠維持，背後主要靠美國的支持，所以此次美國議員的炮轟令很多藏人感到震驚。
如果說自由亞洲電臺事件只是一個事關工作方式的爭議，那麼2013年5月8日，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的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則激化了關於西藏前途的路線爭議。對於洛桑森格的言論，現居北京的藏族知識份子唯色在Facebook上說：「如果真的是這麼說的，那麼，我強烈建議：司政洛桑森格，請您寫入黨申請書吧！您想當中國的奧巴馬，不加入中國共產黨怎麼行？！121位自焚藏人被墊背了！我就像是心口上挨了一記重拳！！！太痛了！！！」司政權威的弱化，成為流亡藏人中不同政治派別浮出水面的契機。
二，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影響
對於一個自稱代表全體西藏人的流亡社區來說，內部凝聚的意義非凡。自從1959年出走印度以來，由於達賴喇嘛的「神」性權威，流亡藏人五十多年來在「借來的土地上」所展示的團結令世人驚訝。但是要完成他們「保護和延續西藏的宗教文化與傳統習俗」的目的，也必須要著眼于後達賴喇嘛時代。所以，達賴喇嘛擺脫歷史上終身任職的慣例，提出辭職，並且推動民主選舉，是出於長遠考量。但是過去一年來的發展表明，藏獨的力量已經要衝擊達賴喇嘛所推動的「中間道路」，流亡藏人跟中國政府之間僅有的共識可能也會被消解。這給西藏問題帶來了新的風險。
現在，達賴喇嘛自己似乎也陷入焦慮之中，6月15日，在澳大利亞悉尼傳授佛法時，達賴喇嘛指著身邊的「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說他和洛桑森格這兩個人都無法代表境內藏人，「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于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因此，我依然重任在肩」。中國有媒體人將其解讀稱達賴喇嘛不甘心大權旁落，所以才出來強調自己的領袖地位，顯然過於猥瑣。流亡藏人的這種分裂，如果無法蛻變昇華成為另外一種統一，則自身整體的認同可能要遭到消解，更加難與中國政府主導之下的藏區現代化道路抗衡。
流亡藏人的政治分裂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也具有重要影響。中國政府拒絕承認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所談判的對象也只是達賴喇嘛的個人代表，而非流亡政府的官員。中國政府的基本策略是只承認有達賴喇嘛問題，而不承認有西藏問題。在達賴喇嘛完全能夠代表藏人的時代，這一策略無疑會為中國政府加分。但是當流亡政府的民主實踐深化之後，流亡政府的官員和議員挾民意而反對達賴喇嘛路線時，則會對中國政府的處理方式構成挑戰。
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1993年到2006年，經過尼泊爾西藏難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自從2008年「3.14」事件之後，境內藏人的這種「離心性」進一步增強。對於境內外藏人來說，流亡社區的存在是無法回避的，對於部分境內藏人始終具有吸引力。中國政府要想實現藏區的穩定，必須要直面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存在，在競爭中超越流亡政府，實現人心回歸，這樣才能根除分裂思想的威脅。
三，一點判斷
西藏問題異常複雜，首先因為藏人存在錯綜複雜的分化。按照所生活的位置，有境內藏人和流亡藏人之分，境內藏人在地域上又有西藏自治區藏人和其他省份藏人之分。在大藏區內，由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因，他們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1959年的動盪，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而引爆；按照信仰，又有佛教徒藏人和已認同無神論的藏人之分，他們對待達賴喇嘛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信者尊之為「神」，不信者有人會斥之為「披著羊皮的狼」。從流亡藏人出走的前後時間差而言，又有印度藏人和「新來者」之分。80年代末以來的流亡藏人，由於已經深受中國流行文化影響，與從小在印度成長的藏人在生活習慣上存在巨大差異。但是無論如何分化，他們都認可達賴喇嘛是西藏民族的代表。
即便對於境內的藏族幹部來說，這也是難以否認的。所以，中國政府也才會一直保持與達賴喇嘛的接觸、談判。
而現在，當流亡藏人深入民主制之後，「君權神授」向「主權在民」轉變之際，達賴喇嘛的代表性很有可能會遭到弱化。到了後達賴喇嘛時代，誰能夠代表藏族？恐怕會成為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未來，流亡藏人中的激進派，失去達賴喇嘛的制衡，走向極端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境內藏人中間，如果沒有了達賴喇嘛當作寄託，絕望的群體可能會更加絕望。中國政府失去了一個可以整合所有藏人的對手，面對一群分散的、離子式的反對者，也必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才有可能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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