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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4

美國重返亞洲下的香港外部勢力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2017年普選日益臨近,香港躁動不已,各派勢力紛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政改辦法,背後是香港管治權之爭,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博奕的關鍵議題。代表北京官方聲音的香港中資媒體《文匯報》、《大公報》等近日連續發文,指美國、英國等境外勢力正在利用情報人員、外交手段等形式對香港進行滲透,希望在香港未來政制發展中有所影響。
英國外交大臣施維爾日前在《明報》、《南華早報》發表署名文章,「關心」香港政制發展。香港中資媒體隨即出招,抨擊英國在「九七」之後繼續幹預香港政治。
香港《文匯報》稱,香港回歸16年來,一大批隱蔽身份的軍情六處特務回流香港,滲入政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政府要害部門,搶奪香港管治權。針對英國在港的間諜活動,《大公報》提醒說,香港市民對此需保持清醒認識,更要保持警覺,如果國家利益因此受損,香港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大公報》稱,與美國「依賴高科技」相比,英國情報機構更註重「人的資源」,即十分註重對關鍵人物的收買與策反,「放長線釣大魚」。為了達到目標,長期盯住關鍵人物,時間可以長達數年甚至十數年之久。正是這種情報運作方式,令英國當局可以在十分低調、不易被察覺的情況下,獲取大量核心情報。此外,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還有一招「殺手鐧」,即擁有大量政府高級公務員的絕密資料,包括個人污點、個人升遷軌跡等等。在回歸前一年,此類資料並未在香港銷毀,而是運回了英國。通過此類資料,長期控制著一批港英過渡期的高級官員,一旦有必要,則利用在港的喉舌媒體,發放不利消息以打擊目標。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騙領房屋津貼被控,但所有指控證據是源自數十年前的公務員資料,擁有此等能力的,應該只有英國當局。
中資媒體還把批判目標指向佔領中環行動。大公報稱,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是外國反華勢力視為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千載良機,「為此,多年來隱藏在香港的『戰略潛伏者』及網絡紛紛傾巢而出。除了調動夏千福來港坐鎮大局外,港英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兼軍情六處間諜顧汝德已先一步來港策應;大批港英餘孽也紛紛浮上檯面。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正式掛牌作中路調派;『真普選聯盟』集結大批反共文人發動『文攻』,『佔領中環』小組鼓動群眾負責『武嚇』,目標都是迫使中央政府接納一個反對派的方案,讓余若薇或其他反對派人士成功入閘,借普選為手段奪取香港管治權。」
事實上,從2003年以來,中方已經多次警告和批評美國駐港總領事不要幹預香港內部事務。值得註意的是,中共早在六年前的政治報告中,涉及香港部分的表述已經強調要反對外部勢力,顯示中央警惕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幹預港澳事務,也顯示出北京對於在香港普選過渡期相應要加強管治權的緊迫感。十七大報告涉港澳部分內容中提到「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幹預香港、澳門事務」,十八大報告更進一步指出,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幹預港澳事務」,表述的變動,顯示已從過去的立場上的反對,轉為實際的防範和遏制行動。
香港從來都是大國博奕之地,在中國加快崛起,提升國力的背景下,美國急於「重返亞太」,引發新一輪中美博弈,也引發北京與外部勢力在香港的角力。
2012年12月10日,美國情報委員會發布題為《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的報告,指出中國將在2030年前幾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並足以成為最大的「規則改變者」。報告同時指出,中國崛起同樣存在「不確定性」,如果東亞領海爭端升級,亞洲國家勢必站到美國一邊,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
美國防範中國這個「最大的敵人」,自然將香港視為其重返亞洲、制約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支點。美國「重返亞太」,旨在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力量存在,必然要強化美國在香港的力量存在,從而達到戰略牽制和長遠影響中國的目的。
從北京的角度看來,美國加快重返亞太的步伐,必然加快與香港本土反對勢力結合,借力打力,達到強化其幹預港澳事務力度的目的,這肯定令香港的局勢變得更為復雜。■

港英政治部的前世今生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若不是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出走事件,以及香港中資媒體近來直斥英國情報人員幹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這個被國際情報機構視為兵家必爭之地的情報中心,似乎早在中環的摩登大廈、蘭桂坊的夜夜笙歌、維多利亞港的燈光輝煌中漸漸溶解。其實,在「東方之珠」外,香港還有另一個別稱——「東方諜都」。中環至金鐘的各國駐港領事館裡出入光鮮的各色人員,混跡於蘭桂坊「老外圈子」的金髮美女,都有可能是諜報人員。
二戰時期,香港曾與里斯本、卡薩布蘭卡並稱「世界三大諜都」。國共之間、中日之間、世界各大國之間的情報戰,都把香港作為主戰場。張愛玲的小說《色戒》中的女主角王佳芝,就是在這一時期隨學校從廣州遷往香港,並在此接受任務,刺殺後來讓她愛恨糾結的易先生。
二戰結束後,里斯本與卡薩布蘭卡的情報中心功能也隨之消失,香港卻因其特殊的政治與地緣價值,繼續扮演「東方諜都」的角色。國共內戰爆發,香港地處兩岸三地交匯處,又有眾多外國領事館駐紮於此,自然成為國共兩黨特工重要的情報戰場。直至1949年國民黨撤守至臺灣,中共建政,香港又成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情報角力的樞紐城市。

「外部勢力」真的存在?

今年以來,圍繞香港2017年普選產生特首的政改討論一直是香港的焦點話題,就是否「真普選」,建制與泛民兩大派別各持己見,民間也發起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此時國際勢力的介入,無疑將對香港泛民勢力有所幫助。
英國外交大臣施維爾9月14日同時發表在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和中文媒體《明報》上的文章《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道出了英國出招的部分原因:英國有1000家左右的企業以香港為基地,香港的未來關係到英國的經濟利益。但施維爾沒有道出的原因是,英國方面仍希望通過扶植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延續其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影響力。
中方對此作出強硬回應:香港《文匯報》署名「徐庶」的評論文章,指出英國利用情報機構滲透香港內政等六條「罪狀」;一份報告曾披露,目前在香港廉政公署等機構內,仍有部分港英時期的官員任職,他們不時會對香港局勢有所影響。而本港政治勢力中,泛民與英國、美國的關係親密,曾有報導指出,親民主派的香港某著名媒體曾接受美國方面的資金援助,平時在輿論導向方面也向親美方向靠攏。

神秘的港英政治部

看起來,「外部勢力」似乎真的影響著香港的民主進程。從1949年開始,直到香港回歸前,一切圍繞著中英之間的情報戰,都繞不開一個神秘的老牌英國情報機構——港英政治部。
港英時期的警隊政治部,雛形初成於1934年,名義上隸屬於香港警隊,由警務處副處長指揮,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MI5),主要責任為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多類特殊任務。
分布在香港的英方情報人員,向英國軍情五處三科負責,三科負責遠東情報,在香港、新加坡、新德裏、坎培拉及惠靈頓設立五個辦事處。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辦公處設在駐港英軍總部內,遇到要事可無須通傳,直接謁見港督、三軍司令和警務處長。
1946年,政治部被納入香港警隊架構中。上世紀50年代中期,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國等國家的情報,並且嚴密防範和偵察大陸方面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來自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在香港進行顛覆和間諜活動。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位雇員,直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滲透左派人士,加強政治部人員配備。到上世紀80年代的高峰期,包括文職人員在內,政治部最多時達到1200名雇員。中方情報人員曾回憶,「六七暴動」最終暴露了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左派力量的佈署與戰略考慮,將左派力量完全暴露,中方的地下情報工作也遭到嚴重破壞。
由於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國情報機構對其他英聯邦國家也有類似機構,因此,直到今天,有關港英政治部的內部架構,仍然難以被外界知曉全貌。曾在政治部內部工作過的特工,所瞭解到的情況也只限於與其工作有關的部分,而且級別越低,瞭解到的內幕越少。

竊聽手段

直到今天,中英雙方的情報人員都承認,香港是雙方進行諜戰的重要戰場。英國方面在九七回歸前,曾以對中方情報人員進行長期竊聽、跟蹤、監視等手段獲取情報。
中英之間的情報戰,在九七年回歸之前,針鋒相對的兩個部門就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國方面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上世紀80年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裡坦言,「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一職,真正的身份其實是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有關香港的第一手情況,往往是通過香港分社傳回北京,也承擔著中方的情報任務。
許家屯回憶到,當時港英政府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內部的一舉一動都要進行監控,以至於分社成員開會、打電話向北京報告,都不得不跨過羅湖橋,回到深圳再行動,以防行蹤暴露,或電話被竊聽。
僅以竊聽手段為例,港英時期,政治部竊聽手段主要有三種。據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過,化名為「羅亞」的華人特工在回憶錄中記載,一是直接從電話線或機樓截取通話資訊,這種方法須得到電訊公司的配合。但在技術發達的今天已極少用到;二是設法進入目標建築,在室內安裝微型電子裝置,再在該建築附近安裝收聽站把信號收回;第三種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在目標鄰近樓宇單位鑽洞破牆,在牆內植入微型錄音器,直接接收信號。
港英政治部的竊聽手段,也被香港情報圈子的各路神仙競相模仿,回歸後的香港機要部門可謂難有半點私密性可言。
2005年,香港第二任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上任前決定將特首官邸搬到禮賓府。在禮賓府翻新裝修時,意外發現禮賓府內遍佈竊聽器,時有港媒報導:「包括客廳、臥室以至浴室都『不乾淨』」。禮賓府在港英時期曾為港督府。九七回歸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拒絕入住禮賓府,名義上稱不願將特區與殖民地記憶再做關聯,但有報導稱,董建華實際考慮的是,擔心英國方面在禮賓府內安裝竊聽器。禮賓府發現竊聽器後,曾蔭權拒絕對此事進行評論,但港媒曾報導,香港政府保安局在九七回歸後,徹底檢查過禮賓府,並移走所有竊聽器。如果報導無誤,此次發現的竊聽器當是九七後安裝進去的,這對港府的情報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獨有偶,就在同一年,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樓在裝修拆除一幅牆壁時,在牆身內發現竊聽器。位於添馬艦的解放軍駐港總部,前身是英軍駐港聯合總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搬入大樓前,解放軍方面已對該建築進行過詳細探測,未發現任何竊聽裝置。

收買線人

港英政治部獲取情報,通常通過間諜、收買線人以及行動組這三種主要方式來完成。間諜常以英國駐港外交官、各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等身份做掩護。外交官通常以領事館三秘等身份為主,便於以體面的身份出入於上流社會,結交各方人士。一位前英國外交官曾回憶,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學茶藝,以便以「中國通」的形象出現在華人面前,一方面可以與華人找到共同話題,另一方面也會使對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動組收集行動情報,在資訊尚不發達的年代,看上去比較老套。他們有時甚至會在香港與深圳交界處的羅湖口岸附近,探取遊客傳聞。今天看上去很不靠譜的一些坊間謠傳,在大陸漫長的封閉歲月裡,卻常常是港英第一手情報的來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幫垮臺等重大事件,在中國方面封閉消息的情況下,都是通過「遊客傳聞」的管道為港英知曉。以至於當時有些政治部特工,在工作之餘,把打探到的情報「邊角料」,寫成故事投稿給報社,以賺取外快。
收買線人這一管道,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工作特點。上世紀60年代,香港左派發起「六七暴動」,港英方面在左派工會中尋找的目標常常具有這樣的特點:「對屬於滿懷理想而獻身黨群的人而言,理想破滅或遭逢黨內權力鬥爭、受到整治排斥打壓等情況,都會成為倒戈投敵的誘因,至於一般平凡人物,權力、色欲和金錢都足以摧毀大部分人的意誌。」
在網路發達的當下,通過「遊客傳聞」獲取情報早已成為歷史,但通過高級線人刺探情報的管道卻一直活躍,而且深入香港的機密部門,近年來破獲的情報要案,屢屢震驚香港。
被香港媒體曝光、得到中聯辦證實的蔡小洪案即屬其中一例重案。蔡小洪在被秘密拘捕前,任中聯辦秘書長。他赴港前曾在《解放軍報》任記者,1989年調職到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從副處長做起,直到2001年升任秘書長。
據港媒報導,蔡小洪早在1995年就開始為英國情報機關服務,直到2002年,當時的最高國家領導人訪港,中國情報機構在一次例行的監聽行動中,意外發現英國方面對中國領導人的訪港行程瞭若指掌,由此展開秘密調查,最終發現是蔡小洪為英國情報機關提供機密消息,並涉及收受約600萬元人民幣的報酬。
英國情報機構在選擇線人方面可謂是煞費苦心。蔡小洪所任的中聯辦秘書長一職,可與中聯辦主任密切接觸,更有機會獲得中國領導人對香港問題的最高指示,同時也可利用職務之便,打通香港的三教九流。而且,蔡小洪家族成員深深紮根香港,可謂在香港工作方面根基十足。
據香港媒體報導,蔡家祖籍廣東普寧,一家三代都與中共在港的情報工作有深厚淵源。蔡小洪的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都是早年在上海活動的中共地下黨員。上世紀40年代,伍治之、蔡楚吟曾被當時主抓中共情報工作的周恩來派往香港,協助當時的港澳工作領導廖承誌。蔡小洪父親蔡誠,原名伍毅鴻,幼年時與父母失散,在周恩來安排下在延安長大。後因從事地下工作改跟母親姓蔡。蔡誠1988年升任司法部部長之前,長期在廣東工作,1965年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曾兼任深圳口岸黨委書記。
由於蔡小洪級別高,當局拘捕蔡時精心部署。2003年 7月 1日國務院總理訪港後順道訪問深圳,按常規中聯辦官員要陪同前往,這是抓捕蔡的絕佳機會。蔡與其他官員一同上車,其間大家有說有笑。但大巴過了關後,蔡看到兩個陌生人跟隨上車,隨即有不祥預感,但他仍然鎮定地用手機打了一個電話。當時大家都沒有在意他在電話裡講了甚麼,僅記得是說廣東話。惟事後得知,他的太太和孩子當天就乘坐飛機離開香港到英國。
蔡小洪案讓中方對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的潛伏感到震驚,並從2003年開始調整對香港的情報工作部署。蔡小洪案曝光後,中聯辦予以證實。中通社在2003年12月17日下午發放題為《中央駐港聯絡辦有關負責人談蔡小洪案》的新聞稿,引述中聯辦負責人說:「蔡小洪因涉嫌洩露國家秘密等違法犯罪行為,現由內地司法機關依法進行審查。有關部門近年來破獲的多起間諜案件顯示:外國間諜情報機關長期針對和利用香港從事徵募、策反、竊密等間諜活動。蔡小洪案只是外國間諜情報機關在香港進行間諜情報活動的案件之一。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2004年,蔡小洪在廣州秘密受審,被判有期徒刑15年。去年有消息稱他已獲假釋。
在蔡小洪之後,2003年又爆出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鄭華的秘書、英國籍商人陳瑜林為英國從事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中方指控他在事關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期間向英國人洩露中方機密。許家屯也曾回憶到,當年談判時感覺中方的底牌總能被英國人事先知曉,頗感懷疑。

抓捕敵特

港英政治部在收買線人方面出手慷慨,自己內部的安保工作卻極為成功。據許家屯回憶,港英政治部多年來,內部架構幾乎密不透風,外界極難通過間諜方式滲透其中。政治部偶爾與中方進行情報合作,卻對中方並不信任,結果導致慘劇發生。1955年4月,載有中方官員與中外記者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的包機,被臺灣特工安置炸彈爆毀。許家屯說,當時中方已事先截獲資訊,提醒英方註意提防,但英方不信,結果出事。
新華社香港分社想在港英政治部安插間諜,也是難上加難,唯一的高層關係就是上世紀60年代被曝光的「曾昭科案」。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提到曾在港英警隊裡任高級警司的「廣東省某省級官員」,就是曾昭科。
據公開資料介紹,曾昭科於1925年出生於廣州,祖籍滿洲旗人。曾昭科在小學畢業後來香港,在父親曾希穎安排下,跟兄長入讀九龍華仁書院,畢業正值香港淪陷,故此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來轉到京都帝國大學攻讀經濟。大學時代,曾昭科接觸左傾思想,熟讀由德文翻譯過來的日文版《資本論》。
1947年,畢業後的曾昭科回到香港,加入香港警隊並受到重用。他晚年的學生、著名企業家王石曾提到,曾昭科曾在牛津大學接受訓練。
曾昭科在香港警隊內因破獲要案而深得賞識,傳言是中方派出一位名媛施展美人計,又以重金相許,使他終被當時的大陸方面雇傭為間諜,套取港英方面的情報。若非後來事情敗露,很有可能成為首任華人探長。
1961年的中國國慶日,港英方面做出常規戒備,當天下午,幾名行色匆匆的旅客從大陸返回。負責收集「遊客傳聞」的港英方面值班人員,因為還沒完成任務,就從這批旅客中隨意攔住一名男子打探情況。這名男子行蹤正常,「唯有一矚目之處是右脛足踝以紗布包紮,外穿破鞋,紗布染滿積漬血汙,狀似傷患。」
在盤問中,港英特工並無發現異常,但發現該男子離開時走路一如常人,絲毫沒有受傷跡象,於是將其追回,帶到「黑屋」中繼續盤問。在把包紮紗布拆開後,終於在層層包裹下發現了一片僅有火柴頭大小的微型底片。
當時的政治部還沒有足夠的技術設施沖印微型底片,就將其交給英國軍情五處(MI5)沖印,發現內容為特工指令和對過往事件的總結,從內容與行文方式看,明顯是同行中人的手筆。經過一番逼供後,這名男子終於供出,與他在香港方面接頭的,正是當時的助理警司曾昭科。為避免打草驚蛇,政治部速戰速決,動用竊聽、跟蹤等手段人贓並獲,僅五天就把曾昭科擒拿歸案。
但是受到職務等級的限制,曾昭科並沒有向中方提供關於政治部的核心資訊,所出賣的資訊不外乎港英層面的高官背景等資料。曾昭科於1962年被遣送回大陸,其後定居廣州,於1978年複辦的暨南大學擔任外語系教授、系主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董事會名譽主席,曾先後獲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1984年獲廣東省六屆人大增選為省人大常務委員會副主任,至2001年離任。

解散與復活

隨著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開始,香港回歸逐漸成為定局,英國方面也開始著手準備解散港英政治部。據《羅亞回憶錄》記載,當時港英為了避免這些前特工人員、尤其是華人特工被回歸後的中國方面收買以掌握英國情報,開出了不菲的遣散費,還有部分特工取得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的國籍或永久居留權。
除此之外,英國方面還將部分特工就地安插在本港的政府機構、重要組織裡,如銀行、馬會、ICAC等。據香港媒體《亞洲週刊》今年5月刊發的一篇報道,在一份北京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中曾提到,「廉署在回歸前是彭定康操控的準特務機構」,「屬於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由於這個機構的工作方式和偵查手段都非常獨特,屬於最核心的部門,因而一直受到港英當局嚴密控制並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進入」。此文還提到,英國的情報刺探工作也使北京憂慮,廉署作為「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區政府,甚至會刺向中聯辦和北京的駐港機構。
這份看似香港版「境外敵對勢力」論調的報告,或有誇大其辭的成份,但從蔡小洪、陳瑜林等人的案件中,不難看出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紮根之深。港英政治部作為一個整體,早已於18年前消散在這座城市的車水馬龍間,但他的觸角,仍然在中英情報對壘的第一線悄無聲息地綻出。■

梁振英豈能外軟內硬

作者:陳望華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菲律賓人質事件已逾三年。過去三年中,驚恐與傷痛在逐漸消退,但與此有關的話題卻會在每個周年,每次中菲、港菲會面時再度炒起。對這座擁有十數萬菲傭的城市來說,菲律賓人質事件似乎已經成為港人心中的「911」,一個難以痊癒的傷口。
當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保護這段痛苦回憶時,特首梁振英,卻成為揭開傷疤的人。
據《明報》報導,菲律賓《Manila Standard Today》10月9日報導,總統阿基諾三世聲稱日前在印尼亞太經合峰會與梁振英會面時,雙方「同意要採取步驟『放下』」(agreed to take steps to put behind)馬尼拉人質事件。報導稱,阿基諾三世已按梁的要求,同意安排與生還者及受害家庭對話。
菲律賓方面釋放的消息讓全港對梁振英震怒。10月11日上午和下午,香港特首辦公室兩次發表聲明,否認菲律賓媒體的報導。上午的聲明稱,雙方會面時,當阿基諾表示人質事件在菲方面的角度「已解決」時,梁振英立即明確表示不同意有關說法。梁振英重申,不妥善解決人質事件會繼續影響香港和菲律賓之間的關係。下午的聲明稱,菲媒有關報導斷章取義。梁振英在當日的會面中提出香港受害者家屬及傷者的4項要求,指出雙方必須商討並採取適當的行動,才能夠讓香港和菲律賓放下馬尼拉人質事件,重新向前發展雙方關係。
據媒體報導,11日下午,梁振英約見人質事件遇難者家屬。香港電臺11日報導稱,梁振英在會後表示,自己在與菲總統會面時,不存在主動約見和提及「放下」人質事件。家屬在與梁會面後也表示滿意。12日,菲方也聲明,之前的報導是不正確的。
但梁振英會見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時,阿基諾坐在正中,梁的座位被安排側邊,和菲國部長相對。輿論指這矮化了香港地位。
對此,梁振英11日解釋說,自己在印尼只有一天半時間,只有一次機會和阿基諾會面。他權衡過後,決定接受菲方安排,以和對方展開3年來第一次商討。
梁振英的解釋似乎有理,但這既不符合外交禮儀,也難以撫慰港人在菲人質事件上對特區政府的期待。參照幾天前梁振英與習近平會面時的規格,即便習是梁的上級,梁也與習並排而坐,只有主客之分,沒有上下級之說。此前董建華、曾蔭權二位特首也一概如此。
再如每年的APEC會議,香港特首歷來有份參會。在拍攝APEC「大家庭」合影時,香港特首與其他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亦並排而站,並沒有特殊對待。如果不是梁振英缺乏外交禮儀的概念,那麼恐怕只能用他沒有意識到菲人質事件的重要性來解釋他的表現欠佳了。
相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卻在人質事件上立場強硬,要求阿基諾儘快合情合理地解決人質人事。李克強的表態倒令港人稍感寬慰,或許這位總理有意彌補兩年前訪港時的一些缺憾。
梁振英的表現不僅無法與總理李克強相比,就連與他的前任曾蔭權相比,恐怕也略遜一籌。3年前,菲律賓人質事件剛發生時,曾蔭權立即取消了出訪內地行程,留港專心處理人質事件善後事宜、看望重傷者,同時請中央敦促菲律賓懲處相關官員。
相信港人可以接受梁振英的解釋,但很難接受梁振英以欠佳表現揭開香港舊傷。這位對香港爭普選運動表態強硬的特首,在菲律賓總統面前卻軟了下來。從九七到如今,本港共見證了三位特首,或許港人對未來普選出的特首還沒有一個明晰的想像,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需要的特首一定要能維護港人利益,我們不需要對內強硬、對外軟弱的特首。■

習近平對港「有所作爲」硬撼外部勢力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香港政經局勢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破天荒出席立法會午餐會,直面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召見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警告美國不能幹預香港政改;親中媒體連篇累牘批評外部勢力滲透香港,直指廉署有情報人員潛伏;過去對香港大財團一味忍讓的前港澳辦主任廖暉被阻再旁聽參加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協調會議。從今年8月以來,一系列舉措顯示,北京對港工作基調正趨強硬。《風聲》獲知,這種強硬直接來自北京最高層。據北京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告訴本刊,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對香港政改發展作出指示,「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要有所作爲」,並認爲中央過去對港不作爲是十分荒唐的。
正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6日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會談40分鐘。會面後,梁振英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習近平明確表示,政改要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決定,香港是法治社會,要依法辦事。有評論認為,這是習近平首次作出中央對香港政改原則的表態,很有針對性。不過,隨後發出的新華社稿,卻沒有刊出習近平談政改的相關內容,引起揣測。

習近平不買「占中」的賬

香港民主派從年初就開始醞釀「佔領中環」運動,逼迫北京在2017年政改辦法上做出讓步,值此之際,習近平強調對香港要「有所作爲」以及中央政府對政改堅持的原則,顯示北京在香港政改之路上立場堅定,絕不屈服。近一個月間,親北京陣營組團訪京,包括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負責統戰的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等對港政策有決策權的中央巨頭紛紛出場,表態意味濃烈。
「中央對香港要有所作爲,是要牢牢把握政改的主導權,這才是『一國兩制』突顯主權回歸。」知情者稱,北京認定,中央對審批香港特首選舉産生的方式有決定權、對選舉産生的新特首有任命權、對特首推薦的主要官員有審批權等,這是《基本法》賦予的中央權力,絕不是什麽幹預,更不是什麽「河水不犯井水」。
該知情者還稱,京城都知道,習近平是有名的犟脾氣,有人越是以「占中」來威逼中央,還請出港英勢力,他就越不會買帳。2009年2月,習近平出訪墨西哥,在出席當地華人聯誼會時的演講中,曾經有過兩段名言:「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這兩番話,盡顯習近平不屈服的倔強個性。
知情者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央再不會回到過去不作爲的時代,「完全不作爲,聽之任之不符合習近平的性格,也不符合『一國兩制』」。北京認定,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不是說可以放任自流,更不是可以由著一部分人的性子隨意而行。
井水不犯河水成過去
「井水不犯河水」,是比喻香港不應幹預內地事務,出自前國家主席江澤民。1989年,江澤民剛剛主持中央工作,首次提出「井水不犯河水」的說法。他在接見英國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顧問柯利達時表示:「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我曾在同香港許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談話中引用過一句諺語,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當時香港正處於回歸前的過渡期,北京首先面對的挑戰是香港會否成爲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顛覆」基地問題。江澤民態度非常明確:「一國兩制」之下,「兩制」必須「互不幹預」!作爲「經濟城市」的香港不能「政治化」。在一次與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談話時,江澤民旗幟鮮明地表明中國內地不會把香港「社會主義化」、香港也不能挑戰中國內地政治制度的基本立場。此後,江澤民還針對部分香港人存在的疑慮和誤解,利用各種會見外國客人和香港同胞的場合耐心地做解釋工作,引導香港人辯證地認識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互不幹預」的關係。
不過,近年中央官員已甚少引用「井水不犯河水」此一說法。早前,香港遭遇經濟滑鐵盧,香港社會普遍希望中央政府介入支援;進入政治改革轉型,中央政府也不願意袖手旁觀,井水河水已經很難分別,北京強勢介入勢在必行。親中人士認爲,隨著香港與內地關係愈來愈密切,井水河水已難以完全分得清,要期待有些香港人不事事以香港的標準評斷內地事情已經不可能。時代不同了,香港政治轉型中,中央不會放棄政改的主導權,「河水不犯井水」也與現時代不相符合。
這種「有所作爲」的主導,早從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之時就開始了。2012年3月,香港特首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梁唐惡鬥。中央政府一改過去建制派兩名候選人都能接受的態度,亮出鮮明挺梁姿態,並要確保梁振英高票當選。3月19日,向涉港事務的有關部門、人員緊急下達通知,共有九條指示,核心思想是「要將思想統一到支援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上」。
爲確保中央最新意圖得以順利實施,負責港澳及統戰事務的國務委員劉延東還親下深圳督戰,一直備戰至3月25日選委們投完最後一張票。劉延東在深圳立下軍令狀,勸導親北京選委與中央保持一致,並逐一面見做工作,確保盡可能多地落實每一張符合中央要求的選票。
當時,北京將選委會中的親中人士分成三撥:香港有影響力的巨頭直接前往北京,由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自召見;劉延東入住位於深圳市南山區西麗鎮的紫荊山莊,跟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人大代表會晤;還有一批地方政協的選委安排到西環,由中聯辦負責「打招呼」。此外,北京及內地與香港工作有關的部門紛紛派出大批情治及「助選」人員,緊張地活躍於香港各階層,傳遞中央意見,撰寫分析報告,協助做好選委們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工作。

北京疑慮港英勢力復活

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已經認定,近年香港實際存在的港英殘餘勢力,越是臨近2017年,越是會配合西方幹擾香港普選的節奏起舞。早前,就有香港媒體獲得一份北京對港研究機構的秘密報告,揭開北京對廉署這個「准特務機構」的懷疑,認爲它內部被英國人滲透,在內部監控機密通信,對一些案件在重要時刻向傳媒「爆料」,並影響調查方向,指其近年所調查的案件中,不少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
報告指出,香港回歸前夕,港英當局撤銷原情報機構政治部,將原政治部人員安插到香港政府各部門和公共機構。報告指,其中不少人進入了廉署,在原政治部特工操控下,在後過渡期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錯綜複雜角力之時,廉署積極配合港英當時的政策,「在幕後協助末代港督彭定康做了許多壞事,更成爲港英當局抗拒平穩過渡、打壓愛國愛港人士的政治工具」。
此篇報道刊出後在香港和內地引起巨大反響。本刊獲得消息稱,北京最高層關注報道提及的相關內容。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專門作出批示,並批轉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務委員楊潔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涉港澳事務的高官,要求重視相關問題。事後,香港中資機構、媒體層層傳達學習張德江指示,要求警惕港英勢力復活。北京並且正在進行研究,要主動做點事情。
隨後,中資背景的中通社連篇刊發專訪、約談,由專家學者出聲以研究成果證明港英勢力實際存在而且不甘寂寞。巧合的是,這個時候,美國駐港新總領事夏千福上任,還高調地上香港一些茶餐廳品嘗香港特色的美食,會見政治人物。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在香港報章發表「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文章,更是挑起了北京敏感的神經。
早前,英國勢力在香港的殘餘潛伏將如何發展,廣受各方關注,尤其現在不少公開示威場合,都有人高舉英國米字旗,也有一些人舉起分離主義的龍獅旗。在一國兩制和言論自由下,北京暫時對外都是隱忍不發。但現在既然「西方勢力」公開出手登上舞臺,北京也絕不袖手旁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罕有地約見夏千福,強調政制發展是香港內部事務;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再撰文批夏千福,指香港普選沒有夏說話的份兒,又指夏既然說對政改沒有立場和方案,就要言行一致;中聯辦宣傳部長郝鐵川撰文稱,早料英必搗亂香江,批施維爾不自量力;香港《文匯報》刊發題爲「施維爾吹響進攻號角 令港英潛伏勢力曝光」文章。一時間,井水與河水加上海水湧入香港,已經無法可以分得十分清楚了。
今年1月,「占中」黑雲壓城,民主派發聲逼迫中央落實「真普選」。駐港解放軍上半年內連續兩次在維港水域進行海空聯合演練,雖然當局稱爲例行演練,新華社報道則說,駐港部隊有能力維護香港安全和繁榮穩定,今次演練亦結合了未來的「使命任務」。儘管報道沒有提及是什麽任務,但是畫面上看到有官兵拿著步槍對著中環岸上。當時有評論就認爲,演習可能是針對「占中」運動。澳門軍事評論員黃東表示,兩次演練的密度相當罕見,而「聯檢拿捕、跟蹤監視」等演練,難免令人聯想起「占中」運動的泛民領袖。不過,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北京政府欲藉此嚇怕港人,但其實毫無作用,港人根本不關注,即使有留意此事的,也不相信軍隊會介入,因爲他們自認不是暴動。

對港高層決策廖暉出局

北京的有所作爲,並不限於政治領域,圍繞近期香港電訊市場准入問題的紛爭,中央政府也態度堅定支援中移動。電訊市場一直是香港競爭激烈也是被大商家壟斷的市場。2006年,中國移動在國資委支援下收購萬衆電話公司100%股權,成功進入香港本地市場,經過這幾年發展,規模不斷壯大,也在香港樹立了中國移動的服務品牌,市場份額不斷提高,公司規模翻番,市場份額、收入、利潤都翻番,自然對香港傳統商家佔據的電訊市場形成壓力。
由於香港3G牌照接近到期,特區政府於2012年展開業界意見徵詢。中國移動香港表態希望按照公衆利益原則和市場化原則,將牌照重新拍賣,他們有意入主。其他幾家擁有3G牌照的運營商則表態要求自動續牌。在各方表態之後,特區政府傾向於採取中間方案,即收回1/3頻率進行拍賣。運營商聯手聘請諮詢公司,發表報告認爲,即使部分收回方案也不合理,但港府似乎並不理會,這意味著中移動有機會在香港的3G牌照爭奪中再下一城。
面對北京央企壓境,香港電訊營運商深感憂慮,因此致函向港澳辦投訴,稱中國移動香港的表態是不計代價搶奪頻譜資源,要求港澳辦給予干涉。隨後,北京高層有人向中移動打招呼,要叫停中移動入主香港3G。
不久前,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主持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協調會議,已退休的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獲邀旁聽出席。討論中移動入主爭奪香港3G牌照事宜時,廖暉開腔維護香港傳統電訊商,指央企不應該進入香港與香港企業爭奪市場,這會破壞香港市場結構,不利社會穩定。
廖暉的言論並未得到認同。張德江當場駁斥,指香港是市場經濟,中資企業在香港是正常的商業活動,而且電訊産業與其他産業不同,不僅具通話功能,而且已經成爲資訊傳播平臺,臨近2017年普選,更會是政治傳播的手段,這樣的市場,中移動不能不入主。
北京認爲,香港的大電訊商背後都是地産集團,同時地産商又通過廣告利益影響媒體,掌握社會輿論導向,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他們已經通過各種手段,基本控制了電臺、電視、報紙、雜誌等香港社會的媒體,再通過把電訊服務媒體化,特別是通過移動通訊服務把媒體手機化,進一步強化其在未來數位媒體中的影響力。其動機和策略非常清晰,就是要在2017年前掌握一定的媒體主導權。通過各種手段搶佔未來的媒體佈局,擠壓中移動的香港電訊市場空間,幾乎是幾大商家的共同策略。據悉,這次協調小組會議結束後,張德江不值廖暉的立場和態度,指示秘書處:「以後開會,不需要通知廖暉了」。消息人士稱,廖暉就是長期以來在香港問題上不作爲的代表人物。

泛民否認英美干預

針對北京對港方針的強硬,香港民主黨成員、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回應稱,香港民主選舉由《基本法》確定,原來以爲回歸十周年的2007年就會有真普選,現在看來,到2017年都可能沒有。「這不符合『港人治港』。」涂謹申表示,香港人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價值存在,不想改變香港價值,而擔心共產黨會改變香港價值。「這種期望保存香港價值的想法、做法,不會去改變中國。中間應該有緩衝位可以接受。」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都表現政治激進,涂謹申指出:「年輕人很反叛,但不是傳統的反共,而是覺得你想改變香港慣有的制度,要洗腦,他們不願無條件接受內地的一套而引發衝突。」
涂謹申不認爲美英有干預香港的行爲,「夏千福周圍去食嘢(吃東西),去茶餐廳,這會影響香港選舉嗎?中國駐外領事直接與外國人接觸,那不更是干涉?」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在香港媒體發表文章,涂謹申認爲,講的都是大道理,「由頭到尾都是支援共識、普選,看不到有什麽干預,中央也沒有說過不要普選。」
在高層要對香港「有所作爲」工作方針指導下,北京也希望處於執政困境的特首梁振英亦要強硬起來,理直氣壯地維護回歸以來取得的成就,維護「一國兩制」。港澳研究中心主任蒯轍元表示,「一國兩制」,一國是重點,尤其涉及香港的政改和民主發展,在大的總體方針上,中央不能沒有主動權。鄧小平曾經說過,不能讓香港變成顛覆中央政府的反共基地。現在就是有人想通過政改,挑戰中央。「中央必須在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採取主導,否則後患無窮。」
各界都在等待港府推出的2017年政改諮詢報告,相信與泛民的要求會有距離。從現在開始直到2017年,圍繞「普選」角力會是一場硬仗。■

中央巡視組駕臨 滬滇連爆弊案

作者:陳望華、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去年11月上臺後,迅即在全國掀起新一輪反腐敗運動。剛剛過去9月成為「集中審判月」,薄熙來、丁書苗等大案相繼塵埃落定,「表叔」楊達才式的「小蒼蠅」也應聲落網。從上到下,「既打老虎,又打蒼蠅」的格局似已成形,而中紀委派出的十個中央巡視組也結束在不同省部級單位的巡視工作,分別向中央和各被巡視單位回饋情況。

滬法官嫖娼「被督導」

今年5月開始,十個中央巡視組分別進入湖北、內蒙古、江西、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國出版集團、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等單位進行巡查。之後,根據中央部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於6月18日正式啟動,中紀委又派出督導組,指導督促「整黨」,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中懲治腐敗。
7月底,中央督導組一行38人進駐上海,下榻瑞金賓館。就在此時,有人在網絡上爆料,在陳良宇貪腐事件後一直平靜、廉潔的上海政壇扔下了「炸彈」。
今年8月1日,上海網友以署名為「公平正義比陽光還溫暖」的新浪微博發佈時長逾8分鐘的視頻,曝光數名上海高院法官於6月9日晚在衡山度假村集體招嫖。視頻字幕勁爆大量細節:「夜總會最大最豪華的『鑽石一號』包房」、「官員與夜總會小姐手挽手下樓梯」、「黑衣女子從房間出來,將錢塞入胸罩內」等。
這一爆料迅速成為輿論熱點,盡管該微博在轉發次數過萬後被刪,但是已經成為在國際流傳的醜聞,上海當局已經無法掩飾。8月2日晚,上海紀委官方微博「廉潔上海」發佈消息稱,上海市紀委看到網民舉報資訊後,立即會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對該院民一庭庭長陳雪明等4人在某度假村夜總會娛樂的情況開展調查,將根據查清的事實依紀依法進行處理並向社會公佈結果。
經上海市紀委、高院黨組、公安局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查明,集體招嫖的組織者為上海建工四建集團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副經理郭祥華,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長趙明華受邀後,又邀請上海高院民一庭庭長陳雪明,院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室副主任倪政文,民五庭副庭長王國軍一同前往。
實地督導的中央督導組也帶來了中紀委書記王歧山「盡快查處、必須嚴懲」的批示。 8月6日晚,上海市紀委、上海市高院通報「法官集體招嫖事件」調查結果,涉事的四名上海高院人員,趙明華、陳雪明、倪政文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而因不勝酒力未參與嫖娼的王國軍被撤職,留黨察看兩年。
但中央還是同意上海意見,把法官集體嫖娼案視為個別事件,與過去辦案中的爭議切割,以免牽扯面擴大。上海作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先行地區,計劃用三個月對黨員分三步走:第一個月主要學習文件;第二個月對照批評、揭露問題;第三個月對有問題的查辦處理。不過,教育實踐活動剛開始,瑞金賓館成為上海訪民的熱門地,舉報、揭發信函飛向中紀委上海督導組,一些黨員幹部的問題也慢慢浮出水面。
9月9日上海紀委、監察局發布消息:近期,上海市紀委對松江區委常委、副區長王軍進行立案檢查。經查,王軍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有的問題已涉嫌犯罪。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決定給予王軍開除黨籍處分;給予王軍開除的行政處分由市監察局按程式報市政府批準後,另行作出;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今年7月18日,英國第二大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一位女發言人表示,中國警方進入該公司上海辦公室,並將公司一名銷售代理帶走訊問。早前,英國最大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被指控賄賂,正受到中國警方調查。據悉,中國警方還造訪了比利時製藥公司UCB在上海的辦公室。
本刊得到消息,隨著調查不斷深入,有人向中央督導組舉報,上海市衛生局黃姓官員涉醫藥賄賂案。經查詢,上海市衛生局曾有兩名黃姓官員,都叫黃紅。一名是局黨委副書記,已調任計生委黨委書記。另一名是現任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1995年 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消息稱,該黃姓衛生局高官涉醫藥腐敗受調查,該案涉及20多人。

前「雲南王」遭實名舉報

就在上海反腐搞得有聲有色之際,雲南原省委書記白恩培卻坐立不安。近日,91歲高齡的原雲南省政協副主席、民盟雲南副主委楊維駿,公佈了致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公開建議信。信中涉及雲南多起賤賣礦產案,其中價值五千億的蘭坪鉛鋅礦低價賣給了最近被捕的四川富豪劉漢。劉漢今年3月19日被傳與其兩任妻子涉案被警方「控制」。有傳言稱,此案除了與已經落馬的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有關外,可能還指向某位曾在四川任職的退任政治局常委,甚至傳言稱劉漢實際是此人家族的代持。
2012年12月,楊維駿收集、整理了雲南省內的「賤賣礦案」、「金座案」等六大問題,通過一些內部途徑將材料遞交給中央領導,希望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並開展調查。
楊維駿的公開建議信稱,雲南的「老虎」和「蒼蠅」是明擺著的,只要中紀委派巡視組來調查,定可大發現,取得大成果,由此進一步揭開雲南的腐敗蓋子。楊維駿寫道,他曾向中紀委舉報過省紀委書記李漢柏涉嫌違法亂紀、貪汙腐敗問題,後即遭到李放話威脅要讓他永遠閉嘴。
楊維駿在信中舉報了雲南近年來多起強征耕地和賤賣礦產案件,其中涉及昆明福海案(優質農田1800多畝被強拆,已造成了包括老人們在內的22人死亡)、宣威市虹橋案(宣威市虹橋街道辦在未向村民出示任何批文的情況下,夥同派出所長強行征占耕地一萬多畝,村民群起抗爭,被當官的雇傭黑社會和便衣警察毒打,傷者數十人,有數人被拘留判刑)、隴川案(德宏州隴川縣強征480多畝水稻田,打傷20多人)、晉寧案(昆明市所轄晉寧縣將5000多畝大棚蔬菜強行毀掉,村民群起抗爭,被大批公安打傷)、賤賣礦案(在雲南省委前書記白恩培和前省長徐榮凱主持下,雲南許多寶貴礦藏資源如蘭坪鉛鋅礦、東川博卡金礦、大紅山銅鐵礦、蘭拉、普朝銅礦、文山銅礦、大平掌銅礦都沒按市場規則進行交易,是否可能涉及官商勾結從中牟取暴利)等。
楊維駿稱,在白恩培和徐榮凱主持下,價值5000億的蘭坪鉛鋅礦,讓劉漢以10億就控股60%。當時,雲南冶金集團由總裁陳智出面向徐榮凱反映說:這鉛鋅礦多年由我們采選煉,我們正準備對其中的稀有元素進行精選,至於所缺資金,可以向銀行貸款。他們要求由冶金集團控股,但徐不同意;他們反映到白恩培處,也是不同意。另外,東川博卡金礦價值百億,也是幾百萬就賣出去。楊維駿建議對上述賤賣礦產案件進行深查。
楊維駿還反映了雲南「金座公司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大案,上當受騙市民上萬,其中多數是中老年人,損失金額總數高達4億多。這些受害者到處上訪申冤,沒有一個部門受理。有些老人氣急交加,先後心腦病猝發,40餘人致死。
楊維駿的實名舉報,在內地媒體圈引起不小轟動,但見諸媒體的報導則少之又少。不止一位內地記者向本刊表示,楊維駿被有關方面「打招呼」,稱會妥善處理他的舉報內容,但要求他暫時不要再接受媒體採訪。
中央派出十個巡視組,下基層調查黨內貪汙腐敗狀況。巡視組所到之處,一如繼往受到當地訪民歡迎。在江西,巡視組通常從早上7點開始接訪,上訪者憑身份證和上訪材料排隊取號,號票實行「實名制」,一天會見不超過100號,但是依然一號難求,寄情於巡視組的江西訪民和巡視組駐地的居民甚至做起了「黃牛」生意:排隊拿號,再賣號給需要上訪的人。這也側證了中國民眾對政治清明的渴望。而在內蒙古等地,巡視組撤離後,甚至還有人假冒巡視組,繼續在駐地留守,借機斂財。
中央巡視組的威力初見成效,十月黃金周前後,多地公務員系統紛紛表示,不敢再像過去一樣請客送禮、大吃大喝。然而,此輪反腐究竟能否走出中共「換屆反腐」的十年輪回魔咒,還是未知數。■

香港無法逃避的三大危機

作者:陳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蘭桂坊之父」盛智文在香港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探索如何開放、如何發展的巨大進步,未來有望成為「迷你香港」。他說,「自貿區的發展非常特殊,它就像一個迷你香港,可以開放眾多內地尚在限制中的行業和領域」。盛智文希望自貿區將如香港一樣在酒店、服務貿易、銀行業等領域不再受到嚴格的規管,從而使人民幣和商業實現自由的流通和流動。
盛智文的觀點是有相當大代表性的,事實上不僅僅是他一個人驚歎中國政府在上海自貿區問題上的政策突破,以及對香港這個自由港的潛在競爭威脅,甚至連商務部有關官員在上海自貿區與香港競爭關係這一問題上也沒有採取回避態度,其官式表示為「建立上海自貿區借鑒了國際通行的做法,其中也借鑒了香港的做法,是中國順應全球經貿發展的新趨勢,實現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 「建立上海自貿區不會對香港產生不利影響,反而有利於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實現內地與香港共同發展。」
在香港,很多人擔心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威脅到香港的競爭優勢和地位。其實這種擔心無論從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層面看,還是從香港的現實市場環境來看,都是無稽之談。幾乎完全是捕風捉影,甚至是無中生有,自己嚇自己。
很多港人並不熟悉中國政策的程序以及制度運作過程,上海自貿區的政策討論與政策的落實並不是一回事,「聽說的」與終究「落實的」差異很大。比如,上海自貿區的政策討論中曾經提到過15%的所得稅問題,這是一項重大利好,優惠程度甚至超過了香港16.5%的所得稅,這在理論上當然會造成對香港的競爭,但實際上上海自貿區的公開政策解釋已經明確,這樣的所得稅政策不會出臺,政策討論與政策結果的差異由此立顯。
其實,上海自貿區的很多政策討論被中國大陸學界的某些人作為個人成果透露出來,因學者的傳媒地位較高,所以往往令人以為這就是真的。實際政策出臺一看,結果相差不少。這是政治運作的必然結果,搞政策分析的人士都知道,世界各國的决策機制其實相差無幾,政策的討論是一個階段的事情,討論完畢後,一定要經過各個層級政治機器的磨合與消化,這個過程會過濾掉不少政策討論的內容,調整、修正之後,剩下的才是真正落地的政策。
還是以上海自貿區為例,實際上連法律的適用期都有時間限制。今年8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調整期明定為3年。這也就是說,現在適用於上海自貿區的法律法規,允許其「暫不執行」的,3年後還要根據情況進行「修正」,誰也不敢打包票,到時候一切照舊。即便上海官員自己對此也公開承認,如果改革表明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調整的,那麼法律到時候是「會考慮的」。
此外,上海自貿區實行的是負面清單模式的監管,也就是說,對不允許做的事情,實行清單管理,其他的事情都是允許做的。這樣的政策管理模式是一種突破,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負面清單的範圍,如果很大、很多、很雜,那麼其實結果並不理想。9月30日上海市政府發佈的負面清單內容,居然涉及到總共190條管理措施,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外資進入的行業多達18個門類,89個大類,419個中類,1069個小類,注意這還僅僅是類別,每個類別所影響的企業必定是一大堆,影響和管控力度不可不謂之大。香港看到這樣的情況,有何擔心之有?
筆者認為,對未來的香港,諸位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戒心理。現在的香港不太平,未來的香港更令人擔心,這就是香港風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筆者所言的「香港風險」,遠不是短期的風險,而是長期風險;不是短期可以重歸太平的風險,而是長期造成不安定的風險。這樣的香港風險,是香港百年一遇級別的幾次風險中的一次風險。這樣的結論並非聳人聽聞,現在的香港,有三個最令人擔憂的大問題。第一是經濟和產業缺陷,第二是社會分裂,第三是政治秩序。
香港的經濟和產業缺陷過去就有,從港英到現在,長期如此,沒有改善,這個問題造成了貧富懸殊,基尼係數惡化,普通中產的財富不足以圖安定,這是大問題,但卻改善無謀、無門、無策。香港未來在這方面,如不奮起圖強,繼續得過且過,則社會安定的根基不牢,終將是社會的大隱患。
社會分裂,原本是沒有的問題。香港以踏實、勤力、包容為基本特徵,打造了以往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奇跡。香港的穩定和自由,又吸引了大量全球資本的到來,本來是一個順風順水的社會。九七之後,部分港人尤其是青年族群要爭取話語權,實行「真正自治」的呼聲漸起,勢頭越來越大,直至發展成為「港獨」群體。這樣的趨勢令人擔憂,原因在於社會中的個人問題達致階層問題,個人利益訴求合併為階層訴求,這就不是短期可能解決的問題,甚至有可能發展成為未來香港公民運動的傾向。
至於政治秩序,主要涉及普選的問題。普選的結果尚未可知,但這是一個政治過程,必然會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參與,而港人大眾的積極關注和參與,又會為政治利益集團的重組創造了條件,有的政治人物會凸顯,有的則表現消沉,這將有可能導致政治秩序的混亂和不可捉摸。政治秩序是社會秩序的根本,對商業和經濟的影響很大。最近李嘉誠從香港撤資的動作很明顯,這也是商業力量表示擔憂的一種方式,讓資本共進退,此事易講不易行。香港的政治秩序能否回歸穩定,確保有序,這是未來攸關香港人前途的大事。只是這件大事落地,還須相當時日才能見分曉。
總之,上海自貿區無須擔憂,值得認真擔憂的是香港風險。這樣的香港風險,一旦長期化,未來的香港有可能長期陷入動盪之中,香港特區政府以及中國大陸方面必然要投入比想像中大得多的資源,才能維持基本穩定。而要想平復如初,所需時間可能要以十年以上計方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