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本刊獲得京城消息稱，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之子令谷去世一年多，遺體一直冰藏，至今沒有火化。因為已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令計劃始終都不相信，兒子死於交通意外。他多次向中央寫報告，希望重新查核，揭開迷團。
去年3月18日，一輛法拉利跑車在北京街頭失事，造成一死兩重傷。其中那名和兩名女性擠逼在車內的男子直接身亡，此人正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突如其來的噩耗自然使令家人悲痛欲絕，但是分析了種種現象，家人認為事故十分可疑：令谷開車沒有喝酒，也沒有意外撞車，怎麼轉個彎會有如此嚴重後果？
據北京方面的消息人士透露，事出蹊蹺，剎車被人做了手腳，到轉彎處時失靈，同時不排除令谷在派對中喝的飲料有問題，到一定時間發作。因此，事發後，家人堅決不肯即時火化，希望中央派人調查。據悉，令計劃遇到習近平時還當面提起，並數次寫報告給中央，希望尋找真相。
令谷撞車正值去年京城兩會結束後薄熙來被控制的緊張時刻。去年3月14日，令計劃受命帶隊控制薄熙來，是否因此而和挺薄勢力結怨？消息人士分析，如果這是蓄意害命的政治陰謀，對手的身份有兩種可能：一是擁薄勢力的報復，二是反胡錦濤勢力施放的政治壓力。
去年3月19日，北京媒體刊登了《法拉利粉身碎骨一死兩傷》的新聞，報導了18日淩晨四點十分左右，一輛法拉利跑車行至保福寺橋東輔道時，失控撞到橋體南側牆壁及另一側護欄後解體，車上三人被猛烈的撞擊甩出車外，造成一人當場死亡、另兩人重傷的重大交通意外。消息還稱，其中一名女子全身赤裸，網上有人懷疑死者和女子當時肯定在搞「車震」才導致發生意外。
事實上，本刊得到的消息稱，車上兩男一女全身赤祼是因為參與當時京城時興的祼體派對，為趕下一場，來不及穿戴整齊就上車出發了，導致被人以為因「車震」而發生意外。
車上三人，其中男性駕駛員正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之公子令谷，不幸當場死亡。他中學曾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2007年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據北大同學透露，他對外化名「王子雲」，在北大2007級新生入學名單中的錄取姓名也是「王子雲」。
車上另外兩名女子同為大學生，受重傷急送醫院搶救。北京知情人士表示，兩位女子25歲，都是十分貌美的藏族姑娘，已經大學畢業，而非在校學生。其中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的女兒，名叫紮西卓瑪，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另一位藏族姑娘亦來自青海藏區，是一位享有聲譽的活佛女兒，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名叫楊吉。
事發後，連當時已經死亡的令谷在內三個人一起被送往醫院。其中，紮西卓瑪算是幸運，傷及腹部，肚破腸流，治癒後回青海療養。楊吉傷得比較嚴重，腿斷成三截，手臂折斷，半身被火燒焦，頭髮都燒光了，生命一度垂危。來自媒體的消息稱，經過醫院一段時間全力搶救後，醫生告訴家屬說，楊吉已完全脫離了危險期，性命保下來了，但會落下終身殘廢。
蹊蹺的是，半年後，楊吉突然死亡，醫院聲稱是猝死。既然楊吉已經脫離了危險期，怎麼突然又被死神召喚過去？家屬也質疑是否另有隱情。
楊吉的父親是藏區很有名氣的活佛，在藏區和京城都有不少忠實弟子，甚至有中共高官都供奉他。北京知情者說，有高官弟子早就多次提醒日夜守候在病房中的楊吉家人，勸姑娘不要與外界聯絡，要保持低調。「事情很複雜，因為全世界都在打聽這宗交通意外背後的故事」。
楊吉去世後，政府將其親屬從青海藏區接到北京參加葬禮，所有食宿交通費用均由政府包辦，但所有親屬們都被嚴格控制，不能隨便亂跑，在京用車都由政府提供。喪禮上，規定不能拍照，並要求所有參與喪禮的親朋友人要嚴守秘密。喪禮結束即刻火化，但骨灰不能帶回家鄉。
楊吉長得出眾，在政法大學讀書時就是公認的校花。她大學畢業後仍留在京城補習外語。因為早前她父親在美國的一位華人弟子已幫她辦妥去美國西部一所大學的讀書申請，正辦理出國護照，原本去年9月要出國赴美深造。現在去不了美國，卻悲慘地隨鶴西去。
盡管楊吉的父親在北京有藏傳佛教中心，在青海也有寺院，但在楊吉後事辦理完畢後，當局即派人護送楊吉父母出京，到四川成都暫住。據說，遠離京城是為確保十八大穩定。消息人士說，楊吉父親沒有任何指責和要求，他表示不會追究，一切認命，說「治不好，就是命」。不過，有人就是不認命，誓要真相，要揭開謎團。
京城這宗意外的交通事故，令兩位年青人魂喪京城，震驚中外。有人表示，中共的高官家屬連外國人都敢毒死，還有公安高官參與隱瞞，一個中國公民又算的了什麼？
慘案發生後，內地網站出現多個涉及中央高層領導子女的版本，網絡相關言論也受嚴格控制，相關信息都遭刪除，一宗交通意外引發中國政壇的嚴重危機。網名@tufuwugan的網友說，一起普通的車禍，本來我們並不在意，可你們緊張到抽風，四處刪帖，這才讓我們懷疑背後的故事。你們總用愚蠢的行為來證實傳聞不是假的，法拉利，私生子賈寶玉，女人……
雖然官方沒有公開證實，卻也沒有對媒體證實令谷遇難的報導公開「辟謠」。為掩蓋事故的真相和可能由此帶來的其它後果，有人盜用了令谷生前的網絡帳戶，假冒令谷在網絡上與網友互動，回覆網友車禍傳聞的詢問稱：「謝謝，安好，勿念。」以示「人」還在，以至網友及媒體無法識別真偽。這也被認為掩人耳目，欺蒙社會。此外，有人不願此事張揚，拒絕公安調查處理，而以中央警衛局政治委員的特殊職務，調動警衛局部隊處理這起意外，違反了有關規定，因此受到處理，並連累數名警衛局副局長受批評及處分。
令谷撞車身亡，更撞出中共高層的政治意外。十八大前，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受牽累，被調離中央辦公廳，到中共中央統戰部任部長。雖然在十八大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員，他卻無緣再上一層。但是，令計劃對兒子不明不白失去生命仍耿耿於懷，他沒有放棄，希望得到真相，揭開謎團。■
2013/11/29
2013/11/6
社論：自貿區時代 香港要學澳門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都說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之日也是香港的危機之時。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了，將來要建一百個香港。
今天，多建幾個香港的時機似乎到了。有百個“香港＂，還有什麼東方之珠的位置？內地有香港了，我們怎麼辦？這是香港人的危機感！
其實，挑戰香港的不僅僅是上海的自貿區，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自貿區只是其中一部分，放眼香港周圍，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島、廣州的南沙新區、福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都一一脫穎而出，對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各新區、實驗區都在自己不同的定位下，尋找各自的依託，向中央政府提出自由貿易區申請。平潭島綜合實驗區要對接臺灣，深圳前海期望再造香港，珠海橫琴島新區與澳門融合模式更值得關註。
各地都打正旗號，要複製香港、超越香港，中央也明確表態，上海自貿區試驗，是要將這個區內的實踐經驗，不僅在上海落實，也將推廣到全國。中國的香港多了，原來的香港就沒有優勢、沒有亮點，這當然對現實的香港是挑戰。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地位的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定位，某程度上也將受到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廣州南沙的激烈競爭。接下來，受衝擊的會是香港的物流中轉、購物天堂、國際金融中心等，香港不能沒有危機感。
不過，面對後起之秀，香港明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如果可以繼續發力，香港需要思考，在全國群體起跑時，香港該如何繼續做好自由貿易發展的領跑角色。新一輪自貿區熱中，香港的定位決定取向。
一直吹奏著吸引內地客娛樂曲的澳門，開始邁向大神州。它跨出邊境向珠海延伸，狹小的空間頃刻遇到廣濶天地。澳門大學將新校區建在橫琴島，與澳門自成一體；澳門的輕軌將進入橫琴島縱深四百米與廣州的城軌對接；澳門民眾可以自駕單牌車進入橫琴島，把三倍於澳門的橫琴作為後花園；澳門政府成立投資公司參與投資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兩地政府首次攜手共進。澳門把橫琴新區看作是澳門的橫琴，充分利用開發，融入其中，盡情享有擁抱，讓原來只有娛樂博彩業的澳門走出一片新的豔陽天。
澳門正在走進神州，香港社會卻迷漫著切割內地、不願融合的迷茫。說香港是彈丸之地，守著的卻是深圳，連著廣博神州的後花園，沒有想過兩地政府積極投入合作開發；澳門緊鄰珠海的橫琴計劃，澳門政府積極參與，香港面對深圳的前海計劃，香港卻冷眼相看；澳門輕軌直接進入橫琴，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要分別各自建兩個高鐵站，沒有合建的構想。
很明顯，在橫琴、前海和上海自貿區的面前，澳門看到機遇積極迎戰，香港只看到挑戰躲閃回避。起碼，香港在一段時期內還有時間上的優勢。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浪潮剛剛開始，處於摸索階段，受限於原有體制，一下子還邁不開步伐。如比對分析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與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會發現兩者的吻合度竟然達到100%。把上海看作香港拓展內地市場的機會，上海沒有經驗，香港的引領優勢就能發揮作用。
香港還有空間優勢。TPP、TTIP等自貿協定設定成員國要有諸多開放甚至自由民主等政治條件，明顯在排擠中國，上海自貿區為此起。但香港具備相關條件，在與美國、歐盟、東南亞諸國的合作中遊刃有餘，可以繼續為中國自貿區建立並與國際接軌出力。
歷史的香港勝在自由貿易、制度落差紅利，如今社會中的保守氣息正在吞噬自由貿易原則，而隨著多個特區、自貿區的成立，內地的開放將進一步縮小陸港兩地的制度落差，香港只有積極迎戰。時間、空間以及香港內在求變的驅動，都能為香港爭取主動，再創輝煌的機遇。■
都說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之日也是香港的危機之時。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國改革開放了，將來要建一百個香港。
今天，多建幾個香港的時機似乎到了。有百個“香港＂，還有什麼東方之珠的位置？內地有香港了，我們怎麼辦？這是香港人的危機感！
其實，挑戰香港的不僅僅是上海的自貿區，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頂層設計中，上海自貿區只是其中一部分，放眼香港周圍，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島、廣州的南沙新區、福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都一一脫穎而出，對香港真正的挑戰是，各新區、實驗區都在自己不同的定位下，尋找各自的依託，向中央政府提出自由貿易區申請。平潭島綜合實驗區要對接臺灣，深圳前海期望再造香港，珠海橫琴島新區與澳門融合模式更值得關註。
各地都打正旗號，要複製香港、超越香港，中央也明確表態，上海自貿區試驗，是要將這個區內的實踐經驗，不僅在上海落實，也將推廣到全國。中國的香港多了，原來的香港就沒有優勢、沒有亮點，這當然對現實的香港是挑戰。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一大港地位的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定位，某程度上也將受到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和廣州南沙的激烈競爭。接下來，受衝擊的會是香港的物流中轉、購物天堂、國際金融中心等，香港不能沒有危機感。
不過，面對後起之秀，香港明顯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如果可以繼續發力，香港需要思考，在全國群體起跑時，香港該如何繼續做好自由貿易發展的領跑角色。新一輪自貿區熱中，香港的定位決定取向。
一直吹奏著吸引內地客娛樂曲的澳門，開始邁向大神州。它跨出邊境向珠海延伸，狹小的空間頃刻遇到廣濶天地。澳門大學將新校區建在橫琴島，與澳門自成一體；澳門的輕軌將進入橫琴島縱深四百米與廣州的城軌對接；澳門民眾可以自駕單牌車進入橫琴島，把三倍於澳門的橫琴作為後花園；澳門政府成立投資公司參與投資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兩地政府首次攜手共進。澳門把橫琴新區看作是澳門的橫琴，充分利用開發，融入其中，盡情享有擁抱，讓原來只有娛樂博彩業的澳門走出一片新的豔陽天。
澳門正在走進神州，香港社會卻迷漫著切割內地、不願融合的迷茫。說香港是彈丸之地，守著的卻是深圳，連著廣博神州的後花園，沒有想過兩地政府積極投入合作開發；澳門緊鄰珠海的橫琴計劃，澳門政府積極參與，香港面對深圳的前海計劃，香港卻冷眼相看；澳門輕軌直接進入橫琴，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要分別各自建兩個高鐵站，沒有合建的構想。
很明顯，在橫琴、前海和上海自貿區的面前，澳門看到機遇積極迎戰，香港只看到挑戰躲閃回避。起碼，香港在一段時期內還有時間上的優勢。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浪潮剛剛開始，處於摸索階段，受限於原有體制，一下子還邁不開步伐。如比對分析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與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會發現兩者的吻合度竟然達到100%。把上海看作香港拓展內地市場的機會，上海沒有經驗，香港的引領優勢就能發揮作用。
香港還有空間優勢。TPP、TTIP等自貿協定設定成員國要有諸多開放甚至自由民主等政治條件，明顯在排擠中國，上海自貿區為此起。但香港具備相關條件，在與美國、歐盟、東南亞諸國的合作中遊刃有餘，可以繼續為中國自貿區建立並與國際接軌出力。
歷史的香港勝在自由貿易、制度落差紅利，如今社會中的保守氣息正在吞噬自由貿易原則，而隨著多個特區、自貿區的成立，內地的開放將進一步縮小陸港兩地的制度落差，香港只有積極迎戰。時間、空間以及香港內在求變的驅動，都能為香港爭取主動，再創輝煌的機遇。■
民間經文學校：左右新疆未來的暗流
作者：李永峰（觀瀾學社研究員）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1月號
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的歷史發展似乎出現某種轉向。主要可以從幾個層面判斷，一是暴力事件日趨頻密，從南疆向整個新疆擴散，而且暴力事件也從以平民為目標轉向了以政府部門為目標。今年6月26日，在東疆的吐魯番托克遜鎮所爆發的暴亂中，「暴徒」有組織地襲擊派出所與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連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維吾爾世俗知識份子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在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今年6月份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因為這幾個層面的變化，可以說，新疆目前正在出現「維穩」壓倒「發展」的趨勢。
民間經文學校無序擴散
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口，另一股暗流也在洶湧，或許正是這股暗流將左右新疆的未來，這就是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也即俗稱的地下講經點）。在新疆傳統社會中，經文學校分三個等級：高級學校（大學）用於培養學術人才，主要設在喀什、莎車等有大型清真寺的城市裡；中級學校設在縣城或鄉鎮，主要用於培養一般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和教導成年人；初級學校則設在鄉村，教導兒童學習宗教禮儀、《古蘭經》、阿拉伯語等等。其實，初級經文學校也等於是幫助家長帶孩子的托兒所、幼稚園。
經文學校在伊斯蘭社會中，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50年以後，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開始嚴格控制宗教活動，曾數次命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文革以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政府控制放寬，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隨著他們影響日漸擴大，政府的政策也從「疏導解散」從嚴為「查禁取締」。新疆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只有一所，就是設在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而中級經文學校只有五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至於初級經文學校，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所以，目前散佈在各地鄉村的經文學校，可以說都屬「非法」，都是地下講經點。我們中立一點，或許更應該稱之為「民間經文學校」。
在伊斯蘭社會中，經文學校是一個地方的中心，是當地民眾瞭解社區事務的公共場所。隨著宗教思潮的復興，新疆鄉村中的各類經文學校不僅沒有隨著政府的查禁而銷聲匿跡，反而大規模擴散，並在擴散中打破初級與中級的劃分，出現成年人與兒童一起學經的狀況。而這種擴散，又因為經歷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長達30年的無神論洗禮，宗教人才斷檔、傳統思想難以傳承，所以異端叠出、外來新教派橫行。在官方打壓的威脅之下，「野蠻生長」的地下講經點，充滿了無序與混亂。在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而且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情況下，可以說，誰能主導新疆的民間經文學校，誰就具有了影響新疆未來的能力。
外來新教派趁虛而入
目前來看，外來的新教派，意外地影響了眾多新疆民間經文學校的方向。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部亞洲地區，都出現過共產主義信仰與伊斯蘭信仰的「諸神之爭」。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信仰退潮，傳統伊斯蘭經學傳承也受到幾十年的破壞，他們留下了近似真空的環境，給新的教派傳入創造了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解體以來，中亞成為伊斯蘭世界各類新教派滋長的溫床。而這種新教派的傳入，在新疆的情況與當時還屬於蘇聯的中亞五國是一致的。這個過程中，瓦哈比派（Wahhabism）因為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註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門檻很低，容易接受，而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更增加了親近感，所以很快便在中亞立足。
誕生於18世紀的瓦哈比派，也是石油富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力扶持與推廣的教派。
更重要的是，瓦哈比派可以「憑經立派」，可以衍生出對經典的多樣化解釋，這為神學理論的本土化創造了機會。根據最近新疆一些地方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將「本土化的瓦哈比」當成了意識形態的頭號大敵。在新疆本土瓦哈比思潮影響之下，「年輕婦女蒙面、穿黑長袍和青年男子留大鬍鬚的人增多，日常生活中強調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禮儀的現象增多，電子通訊工具中的宗教內容增多，要求朝覲的人員增多，學經人員增多，清真寺等建築『阿拉伯化』，以『阿拉力』和『哈拉木』即『清真』和 『不清真』來約束人們行為的現象增多」。（中共特克斯縣委宣傳部：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教育宣講，http://www.zgtks.gov.cn/jtbd/ww/xc/2013-07-04/16153.html）
瓦哈比教派在新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葉城縣政協副主席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Ablikim Mehsum）。他因參加主張分裂的「東突黨」，在上世紀50年代被判刑入獄20年，1977年刑滿獲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因為宗教上的專業水準，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成為新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在他創辦經文學校，追隨他學經的「塔裏甫」，據說有800多人，號稱「八百弟子」。儘管新疆武警在1989年強行解散了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的經文學校，但他的弟子們已將他的思想散佈到了新疆各地。
回顧新疆此後的歷史演變，無法回避的開端事件就是1990年阿克陶縣的「巴仁鄉暴動」，其骨幹成員正是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經文學校的學生。一直到今天，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疆獨成員，大多都受過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阿不力克木•買合蘇力是新疆當前恐怖主義和極端宗教思潮的鼻祖。
除了瓦哈比派之外，更多誕生於中東的新教派，也從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然後又從費爾幹納盆地傳到中部亞洲各地，包括新疆。其中，另外一個對新疆深具影響的教派就是「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由巴勒斯坦人納布哈尼(Taki al-DinNabhani al-Falastini)於1953年在約旦創建。納布哈尼畢業於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本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因與當時的穆兄會有思想分歧而另創伊扎布特。
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教派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是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伊扎布特」宣佈「在美英領導下的反恐戰爭是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宣戰」，在國際社會眼中，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09年，在烏魯木齊爆發的「七五」事件中，有多股極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勢力推動，而「伊扎布特」是其中最關鍵的一股。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佈「伊扎布特」為非法組織。
無論是瓦哈比還是伊扎布特，都是通過民間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據新疆社科院院長吳福環《「三個主義」對新疆教育領域的滲透及對策》一文介紹：「新疆『伊扎布特』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以辦學講課（阿拉伯語等）的方式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這可謂伊扎布特在新疆的開場。
被忽略的教派鬥爭
民間經文學校自發擴張，縱橫交錯，令新疆的教派分佈出現複雜變化。這期間，普通穆斯林自然也是不同教派激烈爭奪的對象。
1996年5月12日，艾提尕爾清真寺的阿訇阿榮漢•阿吉，在準備去清真寺主持當天早晨的第一次禱告時，與他的兒子一起遭到四名刺客，身中21刀，他兒子也被刺13刀。經搶救，阿榮漢•阿吉及其兒子生還。後來，刺客被新疆警方抓獲。政府認定是民族分裂主義者所為。
但據新疆兵團幹部陳新元介紹，新疆維族上層人士中，頗有人認為阿榮漢被刺是教派之爭。「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歷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陳新元《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
橫向比較來看，1949年之後，同為伊斯蘭民族，中國回族內部教派衝突依舊非常激烈。在1992年到1993年，同屬哲合忍耶教派的沙溝門宦回民與陳家溝門宦回民，為了爭奪正統性，在寧夏西吉縣爆發教派械鬥，兩派出動數千人次，動用槍支、土炮、炸藥等互相攻打，出現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狀況。經過四次械鬥，「陳方殺死沙方36人，殺傷沙方9人，沙方殺死陳方14人，殺傷17人，綁架陳方2人生死不明」。「沙陳事件」據說最後是由蘭州軍區出動才得以平息。如果做縱向比較，那麼在新疆歷史上，涉及教派之爭的案例更是不枚勝舉。最著名的莫過於同屬蘇菲教團的「白山派」與「黑山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此事也被大書一筆。
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是新疆歷史的一大轉折。但此後在新疆所發生的各種鬥爭，是否都已與歷史切割，脫胎換骨，完全變成官方敘事中壓迫與反壓迫、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恐怕也是值得懷疑的。一些教派的衝突，是否因視角不同，而在過去被認定為屬於其他性質的衝突，也應該予以重新審視。這對於化解未來矛盾至關重要。
警惕極端教派主導
政府已將打擊地下講經點視為「維穩」的最主要工作之一，翻看官方報章，涉及新疆的報導，時常會提及「地下講經點」與恐怖分子的關聯。但是，在新疆，伊斯蘭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經文學校在生活上的種種作用，無法漠視。或許，未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對於農村的宗教氛圍會有所影響。目前來看，地下經文學校幾乎是不可能被取締的。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發展趨勢之一。
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激進無神論運動，導致後來的信仰斷層，令中東的新教派獲得機會進入新疆，展開前所未有的大擴張。不同教派對信眾的爭奪也是必然的。即便王樂泉主政新疆十幾年間所建立的極權化統治，對地下講經點進行持續打壓，也沒有改變這種擴張趨勢。所以，「瓦哈比」、「伊扎布特」以及種種我們目前可能還無法命名的教派都正在新疆擴張，這是新疆地下講經點的趨勢之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碩士生麗扎在《新疆地區非法宗教活動現狀淺析》一文中披露，「2008年，南疆三地州查處地下學經人員1320人，其中892人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族分裂活動。」所以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中心，是所有關心新疆的人都感興趣的話題。
當今世界最知名的伊斯蘭經文學校，莫過於阿富汗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所領導的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也就是媒體所講的阿富汗「塔利班」。奧馬爾的經文學校最初也是只有800餘名學生，在1995年因為不甘於遭到軍閥破壞的阿富汗現狀，率學生軍發動了「進軍喀布爾」，竟然一舉蕩平除馬蘇德之外的各派軍閥。不講奧馬爾後來收容本•拉登，製造眾多挑戰文明的恐怖事件，如果只講最初的理想主義衝動，那麼奧馬爾的舉動或許可以跟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相提並論，遠如東漢末年李膺、范滂等人率太學生「登車攬轡，澄清天下」，近的如上世紀20年代黃埔學生軍的北伐。
塔利班本意只是指伊斯蘭教高級經文學校的學生，是「探求者」，是阿拉伯語Talib的音譯，中國宗教界更多用的是「塔里甫」。初學經文者或普通阿訇自帶的學生一般另稱為「滿拉」。可以說，目前新疆的地下講經點並不具備成為阿富汗塔利班式武裝集團的機會。但是，地下講經點是否會成為對抗政府的中心，取決於何種宗教思想主導經文學校的方向。對於政府來說，完全取締地下講經點是不可能的，但避免地下講經點被極端宗教思想所主導，則應是工作的重點。
民間經文學校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因為「非法」狀態，始終處於暗處，其影響也可謂之「暗流」。暗流潛藏於地下，積蓄力量，一旦沖出地面，可能會沖毀一切。而當前中國政府，對於新疆問題的研究處處設限，普通研究者要想接觸第一手材料極為困難，而享有資源優勢的官方學者卻又受制於「三股勢力」的教條論述束縛，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新疆維吾爾社會內部的發展趨勢，都缺少深入瞭解。所以，類似地下講經點這類埋藏巨大能量的事物，未來發展還需更進一步觀察。■
從G20開始 中國塑造國際新規則
作者：邱震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今年的二十國領袖峰會在俄羅斯聖彼德堡舉行，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席引起了國家間的密切關注。習近平亮相，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過去若干年前任主席胡錦濤在各種場合受到的關注，折射了中國國家實力近年的迅速崛起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從中國幾任國家主席在G20受到的關注，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參與G20歷史演進，以及伴隨其中的中國實力的上升。
G20:從臨時到常規機制的轉型
眾所周知，20國領袖峰會是2008年開始的。當時，由於2008年8月份美國的兩房危機，美國開始了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11月15日，第一次是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領袖峰會：第二次是2009年的4月2日在倫敦舉行。這兩屆我們當時一般認為是臨時性、應急性的一個拯救措施：第一次在華盛頓峰會是討論如何救市，第二次在倫敦討論是否要退市。由於是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二十國峰會進展得非常順利，也迅速達成了一系列協議。
但從第三屆匹茲堡峰會開始，G20似乎陷於某種困境。在匹斯堡峰會上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已經談不成。有評論就認為，這表明G20峰會已經缺乏整合和協調能力。但我當時就認為，這種研判是有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匹斯堡峰會它已經不在是談救市或者退市，而是在談世界、金融、經濟結構一些深層的問題，談差異問題，富國和窮國具體的差異問題。而對世界經濟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凡是一進入世界經濟機構深層問題，自然不可能馬上談成，所以表面上看二十國領袖峰會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若把眼光看得更深一點就會發現，從匹茲堡峰會開始，二十國領袖峰會已經不是一個應急的臨時性的措施，而轉型成持續探討或研究世界經濟深層結構的一個機制。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中國正好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8年之後，中國由於有近3萬5千億人民幣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以才能世界經濟危機力挽狂瀾。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雖然G20所成有限，尤其是今年的峰會在預防國際金融危機的具體方面達成的具有約束力的協定更是有限，但畢竟在其內部決策的話語權方面，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成為塑造國際金融、經濟規則的重要參與者。而這過去若干年中國被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情形，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國為何謝絕加入G8?
在二十國峰會成型前，眾所周知有一個八國集團峰會。八國峰會的前身是七大工業國家峰會，主要是冷戰時代的「富國俱樂部」。冷戰結束後，該峰會變為7+1峰會，亦即由俄羅斯作為非正視成員國。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俄羅斯被允許正式加入峰會，由此該峰會改名為八國峰會。明眼人都知道，這顯然不是由於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而更多地是對其的政治獎賞。那一年，我作為現場記者，親眼目睹了俄羅斯在會上如何受盡侮辱。也就是在那一年會後的記者會上，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參加該峰會，使之成為九國峰會。坦率講，這一提議是包括我們在現場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都沒有想到的。須知，1999年，中國尚未入世，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是2009年的十分之一，而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更是沒有像今天如此深入人心。
據說那次峰會之後，就是否應參加八國峰會，中國高層內部做了一個評估，最後決定暫時不參加。但從2003年開始，中國又一直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參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八國峰會的對話，胡錦濤2003年上任後的第一次外訪，就是到法國里昂列席八國峰會。從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裡，中國與八國集團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全面參與，但也不完全脫離。
中國似乎在等待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是什麼？ 2003年以後的中國，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但中國隱隱約約知道，八國峰會只是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富國俱樂部」，所謂的遊戲規則早都被別人所設計、制定好了；中國若加入其中，只能成為遊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而以中國發展之潛力和雄心，一定不甘於僅充當遊戲規則接受者，至少須部分參與遊戲規則的設計和製定。
顛覆美元：中國為何未與歐洲聯手？
這個機會終於在2008年來到了，那就是由美國兩房危機開始的世界規模的金融危機。這也就有了前述的2008年11月15日的G20首次華盛頓峰會。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曾積極遊說中國高層，在華盛頓峰會上一起聯手顛覆美元的地位，並繼而顛覆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獲悉這一消息後，一度大驚失色，急急忙忙拉著其小兄弟日本，準備在G20首次華盛頓峰會上，為保衛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而與中歐雙方決一死戰。
後來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中國並未與歐洲，尤其是沒有與法國聯起手來。中國的考慮顯然是多重的：一、若順著薩科齊當時的思路，美元和佈雷頓森林體係被顛覆後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是由歐洲和歐元主導的，中國及其正在上升的人民幣，充其量又只能落入跟著歐洲跑的宿命；二、未來的世界，無論在金融、經濟還是在政治格局上，一定是又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超級大國說了算，因此中國在2008年似強未強的時候，並不適合，甚至也不值得與美國和美元正面交鋒。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這一決策也是正確的，一如1999年後沒有貿然加入八國峰會。薩科齊自己可能在2008年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歐洲後來幾年會遇到如此強度和規模的歐元和經濟危機。若中國在2008年時跟著歐洲走，那無疑將極大損害未來幾年的中國地位和在國際體系中的發言權。
萬事俱備欠東風：崛起「基建工程」完成
回想起來，雖然過去幾年的G20實際成果有限，但這並非中國的因素使然，而主要建基於世界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相反，中國從G20成型的一開始就成功介入其中，顯然已經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及其設計、轉型進程的深層結構之中。前幾年一度盛行的G2（即中美共治）的說法，雖然有忽悠、捧殺中國的成分，但從另一個側面無疑也折射了中國正在上升的國際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再看一下昔日的八國集團峰會就會發現，這八國都已成為二十國峰會的成員。所以，一個大膽而其實十分客觀的預言就是：八國峰會被二十國峰會替代，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實上，不知大家有無注意到，國際媒體已經很少關註八國峰會，所有的焦點幾乎都集中在二十國峰會上面。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如前所述，二十國峰會由於嵌入了世界經濟秩序的深層結構，因此過去幾年實際所成有限，或更準確地說，有約束力的所成有限。這從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經濟自身。但有一點已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了國際未來金融、經濟、政治格局的參與者塑造者。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的真正難題，是如何將國內的經濟成長、社會穩定和一系列難啃的改革難題處理好，在國際間崛起方面的挑戰相反是次要的，因為以G20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國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2013/11/3
北京高人指點 梁振英突然强硬
作者：蔣真德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陳茂波又攤上大事了！盡管梁振英前段時期挺身而出，以高調強硬引火燒身，以圖轉移視線，令早前被揭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涉嫌利益衝突的發展局局長陈茂波可以脫身。不過，有會計師近日再發現陳茂波家人持有的國萬實業，曾向公司註冊處申請凍結，但凍結期間卻發出共4張分別由陳茂波及國萬人士簽署的地租收據，怀疑陳茂波在事件中涉嫌違反《公司條例》，被認為表面上屬嚴重刑事罪行。梁振英高調強硬圖保陳茂波杀出反對派和媒體包圍的打算可能落空。
有可能會提前下課
本刊獲内幕消息，上任來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状态的梁振英，並非無緣無故在早前出席天水圍論壇時突然強硬，而是獲得京城「高人」指點。京城來人在多個不同場合都語帶警告意味地「指點」稱，梁振英「再繼續龜縮特首辦，無法展示強硬姿態，遲早會提前下課」。尤其是主管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遇難」，被揭發他的太太及親家持有發展區內的上水古洞農地，涉嫌利益衝突，社會要求陳茂波下台的呼聲頗高。「如果不死保陳茂波，他會被迫辭去官職。讓陳茂波成為又一個為這屆特區政府犧牲的高官，那以後还有誰為你出任官員，誰為你服務香港市民？」
在場人士透露，梁振英聽完指點若有所思，然後點頭稱是。隨即不久，特首果然強硬，連續「落區」參加論壇，擺出強勢姿態，硬闖基層，突破反對派圍剿。借廉署中止調查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梁振英高調為两位愛將抱怨，批評媒體欠公平，要求舉報人道歉。在論壇上，梁振英還就小學女教師暴粗辱罵警察事件要教育局向特首遞交報告。梁振英此舉，被認為要一洗一年來的執政頹勢，向反對派絕地大反撀，而背後是京城高人「指點」、支持！
該京官指，香港社會在政治氣氛濃烈時變得錯綜複雜，加上舊港英勢力的滋擾，新一屆政府上任，一位接著一位問責官員下課，誰接任都有惹上麻煩的可能。「特首不出面死保，誰還會往槍口上撞？」尤其是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20年前欺騙政府房屋津貼的舊事被揭發，要立即辭職，成為香港史上最短命局長，並且惹上官司被判緩刑。在媒體追問下，退休后再回爐港府的麥齊光道出心中苦澀：如果不當局長，就不會有這事發生。言下之意，他成了這屆政府的擋箭牌了。
立法會民選議員、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指現在香港的整體環境是「弱政府，強社會，狂政黨」。這樣的環境下，軟弱的政府被人欺。高人指點梁振英要強勢出撀，絕不能在反政府勢力面前表現軟弱。據悉，當局分析，梁振英強勢突破可以帶來幾方面的效應，一是讓特首改變一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二是讓政府的支持者更有信心；三是轉移媒體視線，為陳茂波解圍；四是提升低迷的官府士氣；五可以創造正面環境，為推出普選咨詢方案營造正面氣氛。
梁振英高調出撀引來反對者高調回擊。繼泛民召開記者會批評梁振英言論後，港大學生會也發表聲明，批評梁振英上任後製造敵我矛盾，要求梁向公眾道歉及下臺。特首辦罕有地發表聲明反駁，並重申梁對林慧思事件及泛民往廉署舉報的立場。梁振英連日來採取強硬政治態度，有學者認為，是要爭取社會保守派及治安部隊的支持。
據悉，梁振英遲遲不推普選咨詢方案，有自己的考量。梁振英曾私下對官員稱，如果現在推咨詢方案，社會分歧的矛頭就會對準政府。「讓不同意見鬥個明白，社會氣氛穩定一些，政府再推出香港民眾可以接受的方案，能收到預期效應。」
事實上，梁振英自上任後一路被動失利，如不能扭轉局勢，建制內人士認為，即使不得不要誓保他做完一屆政府，也無法保證他可以連任。本刊了解到，有建制內人士向中央建言，雖然梁振英執政沒有B方案，但在無法確保他連任的情況下應該加紧培養新的特首后备人選，不排除重新安排曾與梁振英「唐梁之爭」的唐英年作後備。
知情人士告訴本刊，有人向中央建言，唐英年本來就是中央考慮的愛國愛港人選，只是在「唐梁之爭」時落下風，但唐英年的負面消息早已經出盡，又在爭執中被視為弱者，從現在起提供機會，重新出山會得民意。
梁振英登上特首位置一年，尚未度完蜜月就發生梁宅潛建事件，本屆政府上台短短一年多，已有多名管治班子成員先後下台或被迫辞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數十年前的舊帳被翻出來，創下高官極速下台的紀錄，之後是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负责新界東北發展區的陳茂波被揭有利益冲突，風波尚未平息，其政治助理何建宗亦被揭發同样有利益冲突而迅速辭職。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是最新一個，以「照顧一對年幼子女」的牵强理由辭職。
一年多中，港府一直丑聞不斷，灰頭土臉。就在梁振英於天水圍論壇上對反對陣營作出大反擊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最新調查顯示，梁的支持度再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只有26%，反對率達57%，民望淨值為負31％。陳茂波捲入家人在新界東北擁有土地事件，其民望在局長中「包尾」，支持率較7月初再下滑5個百分點至15%。中央不得不發出警訊，同時也撐梁振英強硬起來，希望藉此提振香港社會正氣。
不過，8月11日梁振英發功未見其效，反引出一幫倍受質疑的黑大漢，高叫力挺梁振英，令人哭笑不得。在接下來的观塘落區，梁振英少許收斂，以求亡羊補牢。但最新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梁振英兩次落區後的支持度和評分都跌至上任以來新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表示，根據以往經驗，得分不足50的政治人物可視為不受歡迎，不足45分的可說是面對信任危機。
張德江肯定香港紀律部隊
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日前率紀律部隊訪京，受分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接見，張德江充分肯定了紀律部隊作為香港公務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工作。而幾乎同一時刻，《信報》的專欄文章9月7日引述輔警警校畢業生稱，教官向前線員佐級警員強硬灌輸佔中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要不惜一切驅散『佔中』參與者，甚至不排除抬走；總之，不能讓參與者聚集中環附近」。雖然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否認警方已把佔中「定性」為暴力，指所有輔警必須接受訓練，學習如何公平公正執法。但港府針對反對派人士趨於強硬已是既定方針。梁振英是否步入管治危機，值得继续观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陳茂波又攤上大事了！盡管梁振英前段時期挺身而出，以高調強硬引火燒身，以圖轉移視線，令早前被揭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涉嫌利益衝突的發展局局長陈茂波可以脫身。不過，有會計師近日再發現陳茂波家人持有的國萬實業，曾向公司註冊處申請凍結，但凍結期間卻發出共4張分別由陳茂波及國萬人士簽署的地租收據，怀疑陳茂波在事件中涉嫌違反《公司條例》，被認為表面上屬嚴重刑事罪行。梁振英高調強硬圖保陳茂波杀出反對派和媒體包圍的打算可能落空。
有可能會提前下課
本刊獲内幕消息，上任來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状态的梁振英，並非無緣無故在早前出席天水圍論壇時突然強硬，而是獲得京城「高人」指點。京城來人在多個不同場合都語帶警告意味地「指點」稱，梁振英「再繼續龜縮特首辦，無法展示強硬姿態，遲早會提前下課」。尤其是主管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遇難」，被揭發他的太太及親家持有發展區內的上水古洞農地，涉嫌利益衝突，社會要求陳茂波下台的呼聲頗高。「如果不死保陳茂波，他會被迫辭去官職。讓陳茂波成為又一個為這屆特區政府犧牲的高官，那以後还有誰為你出任官員，誰為你服務香港市民？」
在場人士透露，梁振英聽完指點若有所思，然後點頭稱是。隨即不久，特首果然強硬，連續「落區」參加論壇，擺出強勢姿態，硬闖基層，突破反對派圍剿。借廉署中止調查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梁振英高調為两位愛將抱怨，批評媒體欠公平，要求舉報人道歉。在論壇上，梁振英還就小學女教師暴粗辱罵警察事件要教育局向特首遞交報告。梁振英此舉，被認為要一洗一年來的執政頹勢，向反對派絕地大反撀，而背後是京城高人「指點」、支持！
該京官指，香港社會在政治氣氛濃烈時變得錯綜複雜，加上舊港英勢力的滋擾，新一屆政府上任，一位接著一位問責官員下課，誰接任都有惹上麻煩的可能。「特首不出面死保，誰還會往槍口上撞？」尤其是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20年前欺騙政府房屋津貼的舊事被揭發，要立即辭職，成為香港史上最短命局長，並且惹上官司被判緩刑。在媒體追問下，退休后再回爐港府的麥齊光道出心中苦澀：如果不當局長，就不會有這事發生。言下之意，他成了這屆政府的擋箭牌了。
立法會民選議員、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指現在香港的整體環境是「弱政府，強社會，狂政黨」。這樣的環境下，軟弱的政府被人欺。高人指點梁振英要強勢出撀，絕不能在反政府勢力面前表現軟弱。據悉，當局分析，梁振英強勢突破可以帶來幾方面的效應，一是讓特首改變一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二是讓政府的支持者更有信心；三是轉移媒體視線，為陳茂波解圍；四是提升低迷的官府士氣；五可以創造正面環境，為推出普選咨詢方案營造正面氣氛。
梁振英高調出撀引來反對者高調回擊。繼泛民召開記者會批評梁振英言論後，港大學生會也發表聲明，批評梁振英上任後製造敵我矛盾，要求梁向公眾道歉及下臺。特首辦罕有地發表聲明反駁，並重申梁對林慧思事件及泛民往廉署舉報的立場。梁振英連日來採取強硬政治態度，有學者認為，是要爭取社會保守派及治安部隊的支持。
據悉，梁振英遲遲不推普選咨詢方案，有自己的考量。梁振英曾私下對官員稱，如果現在推咨詢方案，社會分歧的矛頭就會對準政府。「讓不同意見鬥個明白，社會氣氛穩定一些，政府再推出香港民眾可以接受的方案，能收到預期效應。」
事實上，梁振英自上任後一路被動失利，如不能扭轉局勢，建制內人士認為，即使不得不要誓保他做完一屆政府，也無法保證他可以連任。本刊了解到，有建制內人士向中央建言，雖然梁振英執政沒有B方案，但在無法確保他連任的情況下應該加紧培養新的特首后备人選，不排除重新安排曾與梁振英「唐梁之爭」的唐英年作後備。
知情人士告訴本刊，有人向中央建言，唐英年本來就是中央考慮的愛國愛港人選，只是在「唐梁之爭」時落下風，但唐英年的負面消息早已經出盡，又在爭執中被視為弱者，從現在起提供機會，重新出山會得民意。
梁振英登上特首位置一年，尚未度完蜜月就發生梁宅潛建事件，本屆政府上台短短一年多，已有多名管治班子成員先後下台或被迫辞职。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數十年前的舊帳被翻出來，創下高官極速下台的紀錄，之後是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張震遠，负责新界東北發展區的陳茂波被揭有利益冲突，風波尚未平息，其政治助理何建宗亦被揭發同样有利益冲突而迅速辭職。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是最新一個，以「照顧一對年幼子女」的牵强理由辭職。
一年多中，港府一直丑聞不斷，灰頭土臉。就在梁振英於天水圍論壇上對反對陣營作出大反擊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最新調查顯示，梁的支持度再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只有26%，反對率達57%，民望淨值為負31％。陳茂波捲入家人在新界東北擁有土地事件，其民望在局長中「包尾」，支持率較7月初再下滑5個百分點至15%。中央不得不發出警訊，同時也撐梁振英強硬起來，希望藉此提振香港社會正氣。
不過，8月11日梁振英發功未見其效，反引出一幫倍受質疑的黑大漢，高叫力挺梁振英，令人哭笑不得。在接下來的观塘落區，梁振英少許收斂，以求亡羊補牢。但最新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顯示，梁振英兩次落區後的支持度和評分都跌至上任以來新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表示，根據以往經驗，得分不足50的政治人物可視為不受歡迎，不足45分的可說是面對信任危機。
張德江肯定香港紀律部隊
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日前率紀律部隊訪京，受分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接見，張德江充分肯定了紀律部隊作為香港公務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工作。而幾乎同一時刻，《信報》的專欄文章9月7日引述輔警警校畢業生稱，教官向前線員佐級警員強硬灌輸佔中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要不惜一切驅散『佔中』參與者，甚至不排除抬走；總之，不能讓參與者聚集中環附近」。雖然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否認警方已把佔中「定性」為暴力，指所有輔警必須接受訓練，學習如何公平公正執法。但港府針對反對派人士趨於強硬已是既定方針。梁振英是否步入管治危機，值得继续观察。■
梁振英的窘境源於他的個性
作者：陳望華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梁振英當特首後，施政一直不順利，無論傳媒還是政界的支持度都下跌得很快，熟悉梁振英的人士表示，梁今日窘境與他的個性、用人佈局有密切關係。
梁振英剛剛上台後，決定公開招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這個決定在當時是他的執政亮點之一，公務員與年輕一代對他的支持度很高，許多人表示，有興趣參加競聘。
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公開招聘在法律上是不需要的，如美國的歷屆新總統，上任後要任命超過3000個公務人員，並不需要公開招聘。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比美國小得多，所以政治任命的人不多，3個司長12個副局長12個助理。
拒絕何永謙，令支持者失望
僅從程序上講，梁的決定無可厚非，但梁過分公事公辦，令許多舊部寒心。梁振英的競選辦副主任何永謙，在競選期間主要負責政綱的編寫，梁上會後，何永謙沒有得到政治任命，經過公開招聘後落選。更令梁的支持者不滿的是，在公開招聘後，梁沒有在宣布結果之前與何永謙協商，而是在公開招聘後用程序冰冷拒絕何永謙，這是不太合理的安排。
上任之初的這次安排失當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影響到的人不多，但這對梁振英的佈局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這讓他在政界始終沒有很堅定的支持者，立法會、工聯會等機構與黨派內，梁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有力、連貫的支持力量，沒有支持者就沒有一個很堅定的政治聯盟。
啟用不懂政治的吳克儉
梁上台不足百日，即爆發震動全港的反國教風波。國民教育科雖然是曾蔭權時代的遺產，但梁的處置失當，也需對此負直接責任。一位跟梁熟悉的人說：「梁振英上台後，找的很多是專業人士，很多以前在政治上沒有公開發表過政見的，比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他本身的專業是人力資源的，在考試局做過顧問。他不是政治（political）的人，但他第一件處理的事很政治，就是國民教育事件。吳克儉是從一個很專業的角度上看國民教育，但他很缺乏政治敏感度。」
國教問題曾蔭權時代就有諮詢，諮詢期結束後就要推動政策，進立法會討論。 「CY沒有考慮國民教育本身就很意識形態，本身叫國民教育還是公民教育很爭議，教材怎麼定絕對是很政治化的事，不是行政的事。找一個懂政治的人一定不會出現嗎？不能肯定，但推銷方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斟酌的，包括是不是要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之前，因為泛民肯定會炒，是不是可以延期……後來出現的狀況等於政治自殺，教材很多價值觀不敏感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為什麼面對那麼多難題，從選人、佈局，從一開始佈局上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到後來的結局」。
有人曾這樣描述CY的「不粘鍋」性格：「CY性格是double arms（與人保持兩臂距離）」 。據說，當初競選特首時，競選辦裡面也沒有人單獨跟梁吃飯超過兩次的。
梁振英的不粘鍋性格也影響了他與工商界的關係，在香港立法會裡，如不能與工商界保持很好的溝通，就很難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施政不暢是必然的。梁振英與工商界刻意保持距離，並沒有因此改變香港市民「官商勾結」的總體印象，市民對地產霸權的不滿也會轉嫁到港府身上。因此，梁振英若想改變當前的施政困境，必須改變自己的不粘鍋性格，尋求至少一派的強力支持。 ■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梁振英當特首後，施政一直不順利，無論傳媒還是政界的支持度都下跌得很快，熟悉梁振英的人士表示，梁今日窘境與他的個性、用人佈局有密切關係。
梁振英剛剛上台後，決定公開招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這個決定在當時是他的執政亮點之一，公務員與年輕一代對他的支持度很高，許多人表示，有興趣參加競聘。
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公開招聘在法律上是不需要的，如美國的歷屆新總統，上任後要任命超過3000個公務人員，並不需要公開招聘。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比美國小得多，所以政治任命的人不多，3個司長12個副局長12個助理。
拒絕何永謙，令支持者失望
僅從程序上講，梁的決定無可厚非，但梁過分公事公辦，令許多舊部寒心。梁振英的競選辦副主任何永謙，在競選期間主要負責政綱的編寫，梁上會後，何永謙沒有得到政治任命，經過公開招聘後落選。更令梁的支持者不滿的是，在公開招聘後，梁沒有在宣布結果之前與何永謙協商，而是在公開招聘後用程序冰冷拒絕何永謙，這是不太合理的安排。
上任之初的這次安排失當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影響到的人不多，但這對梁振英的佈局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這讓他在政界始終沒有很堅定的支持者，立法會、工聯會等機構與黨派內，梁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有力、連貫的支持力量，沒有支持者就沒有一個很堅定的政治聯盟。
啟用不懂政治的吳克儉
梁上台不足百日，即爆發震動全港的反國教風波。國民教育科雖然是曾蔭權時代的遺產，但梁的處置失當，也需對此負直接責任。一位跟梁熟悉的人說：「梁振英上台後，找的很多是專業人士，很多以前在政治上沒有公開發表過政見的，比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他本身的專業是人力資源的，在考試局做過顧問。他不是政治（political）的人，但他第一件處理的事很政治，就是國民教育事件。吳克儉是從一個很專業的角度上看國民教育，但他很缺乏政治敏感度。」
國教問題曾蔭權時代就有諮詢，諮詢期結束後就要推動政策，進立法會討論。 「CY沒有考慮國民教育本身就很意識形態，本身叫國民教育還是公民教育很爭議，教材怎麼定絕對是很政治化的事，不是行政的事。找一個懂政治的人一定不會出現嗎？不能肯定，但推銷方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斟酌的，包括是不是要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之前，因為泛民肯定會炒，是不是可以延期……後來出現的狀況等於政治自殺，教材很多價值觀不敏感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為什麼面對那麼多難題，從選人、佈局，從一開始佈局上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到後來的結局」。
有人曾這樣描述CY的「不粘鍋」性格：「CY性格是double arms（與人保持兩臂距離）」 。據說，當初競選特首時，競選辦裡面也沒有人單獨跟梁吃飯超過兩次的。
梁振英的不粘鍋性格也影響了他與工商界的關係，在香港立法會裡，如不能與工商界保持很好的溝通，就很難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施政不暢是必然的。梁振英與工商界刻意保持距離，並沒有因此改變香港市民「官商勾結」的總體印象，市民對地產霸權的不滿也會轉嫁到港府身上。因此，梁振英若想改變當前的施政困境，必須改變自己的不粘鍋性格，尋求至少一派的強力支持。 ■
台灣公民運動 邊緣化藍綠兩黨
作者：紀碩鳴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台灣民主社會「沒有是非只有藍綠」的質疑，被一場二十五萬人參加的公民運動顛覆，用網絡號召，以公民抗命的形式告誡世人：台灣民主社會成長，完全可以淡化政治，「只有是非不分藍綠」。一直被政治人物代表著的台灣百姓，在為軍人洪仲丘軍中死於非命的要真相運動中，拋棄藍綠找回自己。
中華民國陸軍裝甲543旅下士、台灣成功大學高材生洪仲丘，在歷經7天禁閉後，又被要求在炎熱高溫中進行高強度體能訓練，最終不幸慘死。消息傳出，島內民情激憤，紛紛要求公佈真相，嚴懲兇手。
受虐死亡事件發生後，因為有著「不讓仲丘白白牺牲」的信念，由包括醫生、律師、軟件工程師、國會前助理、退役軍人、證券業上班族、老師、學生、家庭主婦等39位互不相識的網友，其中有十位是女性，在網上發起公民1985行動聯盟。
這些發起者沒有政黨背景，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參與公民運動，他們在晚上十點才能上網開通訊軟件來開會討論，組織也只有簡單分工，分别从事架設網站、活動設計、財務管理及後勤規劃等。目標單一清晰，希望藉由訴求讓事件真相出爐，並且要求國軍改革，摒除以往陋習及潛規則，「要真相！要人權！」在短短兩周內，通過網絡號召兩度走上街頭，一次前往台灣國防部抗議，號召五千，來了三萬；一次圍聚凱達格蘭大道，呼籲公民站出來送洪仲丘最後一程。媒體宣稱突破二十五萬人參加。
成熟的公民社會，不會為反對而反對，要的是公義、公正。過程中，組織者排除政黨參與，不公佈真實姓名，不接受媒體訪問，沒有要求推翻國民黨執政，沒有要求馬英九下台，他們信守的是監督政府的立場，而不是打出反對、推翻政府的旗號。
正是這一場公民抗命運動，令馬英九親上火線，面對勢不可擋的滾滾民意，緊急止血，公開對外承諾，「一定要推動完成『軍事審判法』修訂，還洪家一個公道」。台灣「立法院」舉行專門臨時會議，以短短不到2個小時的時間三讀通過「軍事審判法」修訂案。台灣的軍事審判制度將面臨革命性扭轉，執行長達近一個甲子的「軍事審判法」將形同作廢。台北經紀人交流協會創辦人、獨立評論員王祥基對本刊表示：「這就是公民力量，台灣公民社會的經典」。
台灣早年的抗爭活動都由政治團體起議，王祥基說，互聯網時代讓公民社會有形成力量的平台。「社會自發的團體為正義，同樣有號召能力，並理性地就事論事，不以推翻政府為宗旨，達到目的就收手，甚至不留痕跡，不擴大化，不為政治團體利用。」由此，台灣進入了網絡號召形成公民力量的新時代。
當公民社會真正形成時，台灣成熟的民主體制才算上路。今後無論政府還是政黨絕對不能忽視社會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無處不在。特別在公共議題如環保、教育、國防、經濟、重大建設及法律方面，政府將感受到公民意見匯聚後所形成的巨大壓力，而不得不快速回應。由於公民運動的非政黨本質，它將逐漸得到人民的信賴，預判政黨將從以往社運的幕後操盤者變成公民運動的跟隨者。
在台灣最近幾次公民抗爭運動中，站在政府對立面的反對黨被消音了。去年底的反媒體壟斷、今年5月抗议臺北市中心華光社區因重建而遷拆，8月則因洪仲丘被虐死而示威，台灣的公民運動一場接著一場。8月3日，「凱道送仲丘」這場台湾史上第一場單純由公民發起的對政府最大的抗議活動中，民進黨前後任主席只是默默地在人群中，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靜靜地參與這場公民運動。而年初全台反核四大遊行中，打著反核旗幟的民進黨只是默默地在另一個角落獨自遊行，或者只被允許行進在遊行隊伍的後面。突出打頭陣的是與政治切割的公民社會力量。
這種透過網絡號召，發起者来自各行各業，由素不相識到集思廣益、眾志成城的動員模式，是習慣傳統社運的政治人士、政黨團體動員的人無法想像的。無論被稱為「台灣版茉莉花革命」或「社會運動2.0版」，亦或「台灣苿莉花運動」，它都是一種「公民」運動，遠非舊的群眾運動可比。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一樣的抗爭卻有不一樣的效果，台灣民主正走向成熟。過去以政黨為中心發動社會的政治性議題，正在被公民社會的運動以議題為出發得到政府的重視。」
網絡世界，社運還需要不需要強化組織、幹部？洪奇昌認為，這是一個新的命題，也是對政黨政治的一個挑戰。「如果政黨不能快速作出應有的反應，公民團體會成為政黨的壓力，公民們在社會運動中找到自己了，政黨的空間就小了。」
台灣經過民主洗禮，公民意識本來就很強，加上網絡時代的催化劑春風吹又生。香江論壇主席江素惠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臺灣藍綠兩黨永陷惡鬥漩渦，儘管民眾希望有第三勢力來制衡，但總不成氣候，縱有政治人物投身運動掀起浪潮，但事件過後總是船過水無痕。今次經过「1985行动聯盟」的號召，有二十多萬人上街示威抗議軍審法，逼得政府在最短期間修法以回應民意，不管政府此作為是否為民粹拖著走，草草修法亦有諸多不善之處，不可否認的是，臺灣新公民運動帶動政府的時代來臨了。「這公民運動無非成了第三勢力，也被稱為臺灣版的茉莉花革命。」
江素惠來自台灣，長年行走香港台灣大陸兩岸三地，她認為，臺灣所謂的茉莉花革命演變為「臺灣之春」，是在政治改革已完成，臺灣走上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開始成熟，訴求在於爭取社會的公理正義，要通過「革命行動」來完善公共領域，改善政府制度的弊病以符人民的期許。此即是臺灣當今公民思想的主流，也對正處於政治改革，推動民主前進的香港有影響。
一直以來，每逢台灣有重大政治活動，香港都會派出觀摩團，香港人耳濡目染台灣的民主之路。江素惠認為，「香港公民社會還不成熟，但公民意識在不斷提升中」。台灣民主自由的今天會是未來香港的期許，香港社會也希望在社會運動中，闡發出找到公民自己的訴求。■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台灣民主社會「沒有是非只有藍綠」的質疑，被一場二十五萬人參加的公民運動顛覆，用網絡號召，以公民抗命的形式告誡世人：台灣民主社會成長，完全可以淡化政治，「只有是非不分藍綠」。一直被政治人物代表著的台灣百姓，在為軍人洪仲丘軍中死於非命的要真相運動中，拋棄藍綠找回自己。
中華民國陸軍裝甲543旅下士、台灣成功大學高材生洪仲丘，在歷經7天禁閉後，又被要求在炎熱高溫中進行高強度體能訓練，最終不幸慘死。消息傳出，島內民情激憤，紛紛要求公佈真相，嚴懲兇手。
受虐死亡事件發生後，因為有著「不讓仲丘白白牺牲」的信念，由包括醫生、律師、軟件工程師、國會前助理、退役軍人、證券業上班族、老師、學生、家庭主婦等39位互不相識的網友，其中有十位是女性，在網上發起公民1985行動聯盟。
這些發起者沒有政黨背景，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參與公民運動，他們在晚上十點才能上網開通訊軟件來開會討論，組織也只有簡單分工，分别从事架設網站、活動設計、財務管理及後勤規劃等。目標單一清晰，希望藉由訴求讓事件真相出爐，並且要求國軍改革，摒除以往陋習及潛規則，「要真相！要人權！」在短短兩周內，通過網絡號召兩度走上街頭，一次前往台灣國防部抗議，號召五千，來了三萬；一次圍聚凱達格蘭大道，呼籲公民站出來送洪仲丘最後一程。媒體宣稱突破二十五萬人參加。
成熟的公民社會，不會為反對而反對，要的是公義、公正。過程中，組織者排除政黨參與，不公佈真實姓名，不接受媒體訪問，沒有要求推翻國民黨執政，沒有要求馬英九下台，他們信守的是監督政府的立場，而不是打出反對、推翻政府的旗號。
正是這一場公民抗命運動，令馬英九親上火線，面對勢不可擋的滾滾民意，緊急止血，公開對外承諾，「一定要推動完成『軍事審判法』修訂，還洪家一個公道」。台灣「立法院」舉行專門臨時會議，以短短不到2個小時的時間三讀通過「軍事審判法」修訂案。台灣的軍事審判制度將面臨革命性扭轉，執行長達近一個甲子的「軍事審判法」將形同作廢。台北經紀人交流協會創辦人、獨立評論員王祥基對本刊表示：「這就是公民力量，台灣公民社會的經典」。
台灣早年的抗爭活動都由政治團體起議，王祥基說，互聯網時代讓公民社會有形成力量的平台。「社會自發的團體為正義，同樣有號召能力，並理性地就事論事，不以推翻政府為宗旨，達到目的就收手，甚至不留痕跡，不擴大化，不為政治團體利用。」由此，台灣進入了網絡號召形成公民力量的新時代。
當公民社會真正形成時，台灣成熟的民主體制才算上路。今後無論政府還是政黨絕對不能忽視社會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無處不在。特別在公共議題如環保、教育、國防、經濟、重大建設及法律方面，政府將感受到公民意見匯聚後所形成的巨大壓力，而不得不快速回應。由於公民運動的非政黨本質，它將逐漸得到人民的信賴，預判政黨將從以往社運的幕後操盤者變成公民運動的跟隨者。
在台灣最近幾次公民抗爭運動中，站在政府對立面的反對黨被消音了。去年底的反媒體壟斷、今年5月抗议臺北市中心華光社區因重建而遷拆，8月則因洪仲丘被虐死而示威，台灣的公民運動一場接著一場。8月3日，「凱道送仲丘」這場台湾史上第一場單純由公民發起的對政府最大的抗議活動中，民進黨前後任主席只是默默地在人群中，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靜靜地參與這場公民運動。而年初全台反核四大遊行中，打著反核旗幟的民進黨只是默默地在另一個角落獨自遊行，或者只被允許行進在遊行隊伍的後面。突出打頭陣的是與政治切割的公民社會力量。
這種透過網絡號召，發起者来自各行各業，由素不相識到集思廣益、眾志成城的動員模式，是習慣傳統社運的政治人士、政黨團體動員的人無法想像的。無論被稱為「台灣版茉莉花革命」或「社會運動2.0版」，亦或「台灣苿莉花運動」，它都是一種「公民」運動，遠非舊的群眾運動可比。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一樣的抗爭卻有不一樣的效果，台灣民主正走向成熟。過去以政黨為中心發動社會的政治性議題，正在被公民社會的運動以議題為出發得到政府的重視。」
網絡世界，社運還需要不需要強化組織、幹部？洪奇昌認為，這是一個新的命題，也是對政黨政治的一個挑戰。「如果政黨不能快速作出應有的反應，公民團體會成為政黨的壓力，公民們在社會運動中找到自己了，政黨的空間就小了。」
台灣經過民主洗禮，公民意識本來就很強，加上網絡時代的催化劑春風吹又生。香江論壇主席江素惠接受本刊訪問時指出，臺灣藍綠兩黨永陷惡鬥漩渦，儘管民眾希望有第三勢力來制衡，但總不成氣候，縱有政治人物投身運動掀起浪潮，但事件過後總是船過水無痕。今次經过「1985行动聯盟」的號召，有二十多萬人上街示威抗議軍審法，逼得政府在最短期間修法以回應民意，不管政府此作為是否為民粹拖著走，草草修法亦有諸多不善之處，不可否認的是，臺灣新公民運動帶動政府的時代來臨了。「這公民運動無非成了第三勢力，也被稱為臺灣版的茉莉花革命。」
江素惠來自台灣，長年行走香港台灣大陸兩岸三地，她認為，臺灣所謂的茉莉花革命演變為「臺灣之春」，是在政治改革已完成，臺灣走上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開始成熟，訴求在於爭取社會的公理正義，要通過「革命行動」來完善公共領域，改善政府制度的弊病以符人民的期許。此即是臺灣當今公民思想的主流，也對正處於政治改革，推動民主前進的香港有影響。
一直以來，每逢台灣有重大政治活動，香港都會派出觀摩團，香港人耳濡目染台灣的民主之路。江素惠認為，「香港公民社會還不成熟，但公民意識在不斷提升中」。台灣民主自由的今天會是未來香港的期許，香港社會也希望在社會運動中，闡發出找到公民自己的訴求。■
香港資本市場即將轉運
作者：賀軍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作者簡介：安邦集團（ANBOUND）研究合夥人、高級研究員。
近幾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內地宏觀調控之下，香港資本市場表現平庸。就港股而言，自2007年11月恒生指數接近32000點之後，一直沒有恢復過來，最新的股指大約相當於2007年8月初的水準。據普華永道的統計，在2012年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以首次公開發行（IPO）融資規模來比較，香港市場退居全球第四，2012年IPO共計64宗，融資規模達到898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722億元），較2011年的2723億港元減少達67%。
過去十年，香港資本市場的繁榮與H股、紅籌公司的大量上市分不開。自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間，僅H股和紅籌股在港融資額就達1.55萬億港元。根據香港聯交所資料統計，截至2012年7月底，共有H股171只、紅籌股108只、內地民營企業股431只，合計市值達到了10.75萬億港元，占整個港股市價的57.6%。近幾年，隨著H股、紅籌公司上市的減緩，香港資本市場近幾年發展平淡。以IPO數量來看，香港股市2012年還未恢復2009年時的水準。
不過，在安邦（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未來一兩年香港資本市場可能面臨轉運的機會。
香港市場轉運的四大原因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未來隨著美元升值，港元資產會變得相對值錢。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的經濟復蘇最為穩健，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穩定的上升，美國能源投資不斷加大，以及就業情況的逐步好轉，美國經濟正在贏得全球市場的信心。全球資本回流發達市場，美國市場是最大的流入地區，這將在未來幾年使得美元走強。與正在艱難復蘇的歐元區和在「安倍經濟學」下刻意維持低日元匯率的日本經濟相比，美元的走強更是可期。這種背景下，與美元掛鉤的港元資產將會變得相對值錢，具有更大的投資價值。
原因之二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熱度正在上升，這種趨勢也不容忽視。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投資迅速增長。2012年，中國內地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加上金融類投資則超過100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一股新生力量。香港在中國大陸對外投資中佔有重要地位，到2010年底，中國境內企業對香港地區直接投資存量占對亞洲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超過80%，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超過60%。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截至2011年底，中國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以市值計算達3900億美元，占所有來源地的36.3%。在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對外投資仍保持了高速增長，2013年上半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為455.7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28.7%。這種背景下，香港仍是中國海外投資的最大受益者。
原因之三是，與沉屙纏身的中國A股相比，港股的前景更為可觀。中國內地證券市場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嚴重脫節，這突出反映在A股的融資功能和市場表現上。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領先，但自2007年以來，上證A股指數已經下跌超過65%，至今仍在低位徘徊。再加上中國A股的行政干預色彩極濃，動不動就暫停IPO、導致800家企業上市排隊之類的舉動，使得A股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有效市場。在未來一兩年，仍然看不到中國A股有較好發展的可能。這種形勢，將驅使一大批優秀的中國內地企業（如阿裡巴巴集團）到香港上市融資。
原因之四是，香港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主要受益者。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香港在中國內地的開放進程中，有優越的條件分享其中的利益。在全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中，香港具有獨特優勢，完全可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目前，在人民幣存款規模、人民幣金融產品的推出、內地證券市場對香港投資者的開放等方面，中央政府都會優先考慮香港市場的需要，也會把香港作為重要的「試驗田」。
香港具有的上述這些優勢，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基本格局決定的，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從外部來看香港，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要維持市場的穩定、開放，提供有效的服務。筆者注意到，香港監管部門正在調整政策，改善企業到香港上市的環境。據港交所發佈的資訊，香港將對2013年10月1日或之後提交的上市申請，採用新的上市規定，如精簡監管程式，縮短審批時間；監管機構將簡化上市審閱程式，精簡要求檔數量及加速審批等等。類似的投融資便利化的措施，有利於香港資本市場保持吸引力。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員看來，目前的多個因素都有利於香港市場的表現，香港資本市場在未來一兩年將面臨發展的好時機。只要香港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保持良好的市場服務能力、保持安全的投資環境，背靠中國內地市場，香港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作者簡介：安邦集團（ANBOUND）研究合夥人、高級研究員。
近幾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內地宏觀調控之下，香港資本市場表現平庸。就港股而言，自2007年11月恒生指數接近32000點之後，一直沒有恢復過來，最新的股指大約相當於2007年8月初的水準。據普華永道的統計，在2012年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以首次公開發行（IPO）融資規模來比較，香港市場退居全球第四，2012年IPO共計64宗，融資規模達到898億港元（折合人民幣約722億元），較2011年的2723億港元減少達67%。
過去十年，香港資本市場的繁榮與H股、紅籌公司的大量上市分不開。自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間，僅H股和紅籌股在港融資額就達1.55萬億港元。根據香港聯交所資料統計，截至2012年7月底，共有H股171只、紅籌股108只、內地民營企業股431只，合計市值達到了10.75萬億港元，占整個港股市價的57.6%。近幾年，隨著H股、紅籌公司上市的減緩，香港資本市場近幾年發展平淡。以IPO數量來看，香港股市2012年還未恢復2009年時的水準。
不過，在安邦（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未來一兩年香港資本市場可能面臨轉運的機會。
香港市場轉運的四大原因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未來隨著美元升值，港元資產會變得相對值錢。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的經濟復蘇最為穩健，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穩定的上升，美國能源投資不斷加大，以及就業情況的逐步好轉，美國經濟正在贏得全球市場的信心。全球資本回流發達市場，美國市場是最大的流入地區，這將在未來幾年使得美元走強。與正在艱難復蘇的歐元區和在「安倍經濟學」下刻意維持低日元匯率的日本經濟相比，美元的走強更是可期。這種背景下，與美元掛鉤的港元資產將會變得相對值錢，具有更大的投資價值。
原因之二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熱度正在上升，這種趨勢也不容忽視。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投資迅速增長。2012年，中國內地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加上金融類投資則超過100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一股新生力量。香港在中國大陸對外投資中佔有重要地位，到2010年底，中國境內企業對香港地區直接投資存量占對亞洲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超過80%，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超過60%。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截至2011年底，中國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以市值計算達3900億美元，占所有來源地的36.3%。在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對外投資仍保持了高速增長，2013年上半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為455.7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28.7%。這種背景下，香港仍是中國海外投資的最大受益者。
原因之三是，與沉屙纏身的中國A股相比，港股的前景更為可觀。中國內地證券市場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嚴重脫節，這突出反映在A股的融資功能和市場表現上。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領先，但自2007年以來，上證A股指數已經下跌超過65%，至今仍在低位徘徊。再加上中國A股的行政干預色彩極濃，動不動就暫停IPO、導致800家企業上市排隊之類的舉動，使得A股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有效市場。在未來一兩年，仍然看不到中國A股有較好發展的可能。這種形勢，將驅使一大批優秀的中國內地企業（如阿裡巴巴集團）到香港上市融資。
原因之四是，香港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主要受益者。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香港在中國內地的開放進程中，有優越的條件分享其中的利益。在全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中，香港具有獨特優勢，完全可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目前，在人民幣存款規模、人民幣金融產品的推出、內地證券市場對香港投資者的開放等方面，中央政府都會優先考慮香港市場的需要，也會把香港作為重要的「試驗田」。
香港具有的上述這些優勢，是未來一段時間的基本格局決定的，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從外部來看香港，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要維持市場的穩定、開放，提供有效的服務。筆者注意到，香港監管部門正在調整政策，改善企業到香港上市的環境。據港交所發佈的資訊，香港將對2013年10月1日或之後提交的上市申請，採用新的上市規定，如精簡監管程式，縮短審批時間；監管機構將簡化上市審閱程式，精簡要求檔數量及加速審批等等。類似的投融資便利化的措施，有利於香港資本市場保持吸引力。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員看來，目前的多個因素都有利於香港市場的表現，香港資本市場在未來一兩年將面臨發展的好時機。只要香港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保持良好的市場服務能力、保持安全的投資環境，背靠中國內地市場，香港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
2013/11/2
旭日旗和軍國主義有關嗎？
作者：俞天任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作者簡介：笔名「冰冷雨天」，旅日知名博客，著有《冰眼看日本》、《浩瀚大洋是赌场》、《谁在统治着日本》等多本著作。
日本旭日旗近來突然變得很矚目，鬧得沸沸揚揚。
最近一次是足球東亞四強賽中鬧出來的。今年7月28 日，在韓國舉行的韓日比賽之後，因為韓國球迷在比賽場地打出1909年在哈爾濱所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韓國人安重根巨幅畫像，日本向國際足聯提出申訴，認為韓國球迷的舉動違反了奧林匹克精神，而韓國方面的理由則是日本違反在先，因為日本球迷在比賽場地打出的旭日旗傷害了韓國人的民族感情。
所謂「旭日旗」是指在日本的太陽旗之上再加上放射性光芒的那種旗。日本國旗只有太陽而沒有光芒，在日本被稱為「日章旗」。對於日本人來說，「日本」這個國名的含義就是「日出之國」，無論是日章旗還是旭日旗都表示了太陽，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太陽崇拜，但是日章旗所表示的只是一種靜態效果，而旭日旗則表示著「旭日東昇」這麼一個動態含義，英語就是用「Rising Sun Flag」來表示旭日旗。
從視覺效果來說，因為旭日旗中紅色所佔面積比日章旗要大得多，對觀眾的視覺衝擊也大得多。所以，光芒間隔為22.5度的16根光芒的旭日旗（所謂十六條旭日旗）在1870年被兵部省定為陸軍軍旗，舊日本海軍沒有海軍軍旗，1889年則把太陽略微向旗桿方向偏一點的旭日旗作為軍艦旗，這樣十六條旭日旗在戰前的日本被視為國旗，和日章旗有同等地位。無須諱言，這種視覺衝擊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看來象徵著一种血腥效果，所以韓國人對旭日旗抱有這樣的感情也很自然。
除了前幾年某位電影演員可能因為無知而在紐約發生過一宗穿上旭日旗花樣的衣服作為時裝的事件之外，戰後在中國沒有直接發生過和旭日旗有關的事件。但筆者很清晰地記得有過這麼一件事：大概是1964年左右在中蘇友好大廈（現在叫上海展覽館）舉辦過一次日本工業產品展覽會，會場上當然掛了太陽旗，那是太陽旗戰後第一次出現在上海，對上海市民的衝擊很大，各單位都專門召開會議宣講「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來向大家解釋，可見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各國人民對那面旗幟的憎惡。從這個觀點來看，把旭日旗和德國的納粹旗相提並論也不是不好理解。
但問題在於，還真不能把旭日旗和納粹旗相提並論。德國納粹黨是被紐倫堡審判定了性的犯罪組織，所以納粹旗是非法的。但是東京審判雖然定了25個甲級戰犯的罪並絞死了其中的七人，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到底應該由誰負擔這個問題卻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雖然在麥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帝國的武裝被解除了，但解除的理由只是因為不讓日本帝國再度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而並不是因為日本帝國陸海軍是犯罪組織，所以繼續使用舊日本帝國陸海軍的旗幟並不犯忌。
不但不犯忌，而且還在繼續使用著，比如現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軍艦旗也就是和帝國海軍軍艦旗一樣，是那種偏向旗桿方向的十六條旭日旗，因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實際是從舊帝國海軍平行滑過來的。和陸上自衛隊不同，舊帝國海軍和海上自衛隊之間幾乎沒有斷點，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舊帝國海軍在美軍監督下，開始了從海外撤兵撤僑的行動，朝鮮戰爭開始之後，甚至都偷偷摸摸地去參加過掃雷行動，再往後就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海上自衛隊。所以旗幟什麼的沒有變化就是很正常的了，再加上戰後始終有一種關於舊日本軍的「海軍好陸軍壞」理論，這就使得人們更加不會去過問海軍還在使用旭日旗了。
同樣的旗幟問題到了陸上自衛隊就不一樣了。陸上自衛隊使用十六條旭日旗的提案理所當然地被否決了，現在的隊旗是八條旭日旗，雖然也是放著光芒的太陽旗，但是看上去的效果和原來的十六條旭日旗完全不一樣。
現在在日本街頭最能看見裝飾有旭日旗圖案的地方就是用高音喇叭嗚哇亂喊的右翼組織街宣車，可能正因為這個原因人們才會把旭日旗和右翼思潮聯繫在一起。旭日旗和舊日本帝國陸海軍有很深的關係，但要說「旭日旗就代表了日本軍國主義」也不一定就是事實。日本在戰後經過麥克阿瑟主導的民主改革，能夠催生軍國主義的土壤實際已經不復存在，但除了自衛隊關係之外，旭日旗作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也一直存在著，而且那種存在怎麼看來也和軍國主義沒有關係。
日本球隊也喜歡用旭日旗
西班牙鬥牛士們向牛揮動紅布來刺激牛，可能紅色確實有促進腎上腺素分泌的作用，所以日本人在看體育比賽時也喜歡用旭日旗加油打氣。國家隊比賽時當然這樣，就是非國家隊的啦啦隊也有用旭日旗的，一般隊旗隊徽如果是以紅色為基本色調的運動隊就很喜歡用旭日旗，比如職業足球裡的浦和紅鑽、廣島三箭的啦啦隊都喜歡扛一面旭日旗來為自己的球隊加油打氣，職業棒球裡的中日龍隊也是這樣。
在現代日本青年人眼裡，旭日旗更有一種野性和反抗的含義，所以除了在體育比賽這種競技場合裡能見到之外，連暴走族組織的服裝上也經常使用旭日旗作為裝飾。在這些場合出現的旭日旗和「軍國主義復活」基本上扯不上關係。
實際上，就連公認思想屬於自由派左翼的《朝日新聞》，社旗都是旭日旗，只不過是24條光芒的旭日旗。就連發源於韓國的統一教會，會徽設計也和旭日旗很相像。但這兩件設計在韓國都沒有引發什麼問題，因為韓國人也知道起碼朝日新聞和統一教會扯不到軍國主義或者右翼上去。實際上韓國對於旭日旗的批判也就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的，一直使用旭日旗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和韓國海軍保持著良好關係，兩國間常有艦艇互訪，旭日旗從來沒有成為過障礙，所以實際上並不是因為日本的旭日旗引起日韓關係緊張，而是日韓關係的緊張使得韓國人用另一種眼神在看旭日旗。 ■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作者簡介：笔名「冰冷雨天」，旅日知名博客，著有《冰眼看日本》、《浩瀚大洋是赌场》、《谁在统治着日本》等多本著作。
日本旭日旗近來突然變得很矚目，鬧得沸沸揚揚。
最近一次是足球東亞四強賽中鬧出來的。今年7月28 日，在韓國舉行的韓日比賽之後，因為韓國球迷在比賽場地打出1909年在哈爾濱所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韓國人安重根巨幅畫像，日本向國際足聯提出申訴，認為韓國球迷的舉動違反了奧林匹克精神，而韓國方面的理由則是日本違反在先，因為日本球迷在比賽場地打出的旭日旗傷害了韓國人的民族感情。
所謂「旭日旗」是指在日本的太陽旗之上再加上放射性光芒的那種旗。日本國旗只有太陽而沒有光芒，在日本被稱為「日章旗」。對於日本人來說，「日本」這個國名的含義就是「日出之國」，無論是日章旗還是旭日旗都表示了太陽，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太陽崇拜，但是日章旗所表示的只是一種靜態效果，而旭日旗則表示著「旭日東昇」這麼一個動態含義，英語就是用「Rising Sun Flag」來表示旭日旗。
從視覺效果來說，因為旭日旗中紅色所佔面積比日章旗要大得多，對觀眾的視覺衝擊也大得多。所以，光芒間隔為22.5度的16根光芒的旭日旗（所謂十六條旭日旗）在1870年被兵部省定為陸軍軍旗，舊日本海軍沒有海軍軍旗，1889年則把太陽略微向旗桿方向偏一點的旭日旗作為軍艦旗，這樣十六條旭日旗在戰前的日本被視為國旗，和日章旗有同等地位。無須諱言，這種視覺衝擊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看來象徵著一种血腥效果，所以韓國人對旭日旗抱有這樣的感情也很自然。
除了前幾年某位電影演員可能因為無知而在紐約發生過一宗穿上旭日旗花樣的衣服作為時裝的事件之外，戰後在中國沒有直接發生過和旭日旗有關的事件。但筆者很清晰地記得有過這麼一件事：大概是1964年左右在中蘇友好大廈（現在叫上海展覽館）舉辦過一次日本工業產品展覽會，會場上當然掛了太陽旗，那是太陽旗戰後第一次出現在上海，對上海市民的衝擊很大，各單位都專門召開會議宣講「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來向大家解釋，可見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各國人民對那面旗幟的憎惡。從這個觀點來看，把旭日旗和德國的納粹旗相提並論也不是不好理解。
但問題在於，還真不能把旭日旗和納粹旗相提並論。德國納粹黨是被紐倫堡審判定了性的犯罪組織，所以納粹旗是非法的。但是東京審判雖然定了25個甲級戰犯的罪並絞死了其中的七人，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到底應該由誰負擔這個問題卻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雖然在麥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帝國的武裝被解除了，但解除的理由只是因為不讓日本帝國再度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而並不是因為日本帝國陸海軍是犯罪組織，所以繼續使用舊日本帝國陸海軍的旗幟並不犯忌。
不但不犯忌，而且還在繼續使用著，比如現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軍艦旗也就是和帝國海軍軍艦旗一樣，是那種偏向旗桿方向的十六條旭日旗，因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實際是從舊帝國海軍平行滑過來的。和陸上自衛隊不同，舊帝國海軍和海上自衛隊之間幾乎沒有斷點，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舊帝國海軍在美軍監督下，開始了從海外撤兵撤僑的行動，朝鮮戰爭開始之後，甚至都偷偷摸摸地去參加過掃雷行動，再往後就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海上自衛隊。所以旗幟什麼的沒有變化就是很正常的了，再加上戰後始終有一種關於舊日本軍的「海軍好陸軍壞」理論，這就使得人們更加不會去過問海軍還在使用旭日旗了。
同樣的旗幟問題到了陸上自衛隊就不一樣了。陸上自衛隊使用十六條旭日旗的提案理所當然地被否決了，現在的隊旗是八條旭日旗，雖然也是放著光芒的太陽旗，但是看上去的效果和原來的十六條旭日旗完全不一樣。
現在在日本街頭最能看見裝飾有旭日旗圖案的地方就是用高音喇叭嗚哇亂喊的右翼組織街宣車，可能正因為這個原因人們才會把旭日旗和右翼思潮聯繫在一起。旭日旗和舊日本帝國陸海軍有很深的關係，但要說「旭日旗就代表了日本軍國主義」也不一定就是事實。日本在戰後經過麥克阿瑟主導的民主改革，能夠催生軍國主義的土壤實際已經不復存在，但除了自衛隊關係之外，旭日旗作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也一直存在著，而且那種存在怎麼看來也和軍國主義沒有關係。
日本球隊也喜歡用旭日旗
西班牙鬥牛士們向牛揮動紅布來刺激牛，可能紅色確實有促進腎上腺素分泌的作用，所以日本人在看體育比賽時也喜歡用旭日旗加油打氣。國家隊比賽時當然這樣，就是非國家隊的啦啦隊也有用旭日旗的，一般隊旗隊徽如果是以紅色為基本色調的運動隊就很喜歡用旭日旗，比如職業足球裡的浦和紅鑽、廣島三箭的啦啦隊都喜歡扛一面旭日旗來為自己的球隊加油打氣，職業棒球裡的中日龍隊也是這樣。
在現代日本青年人眼裡，旭日旗更有一種野性和反抗的含義，所以除了在體育比賽這種競技場合裡能見到之外，連暴走族組織的服裝上也經常使用旭日旗作為裝飾。在這些場合出現的旭日旗和「軍國主義復活」基本上扯不上關係。
實際上，就連公認思想屬於自由派左翼的《朝日新聞》，社旗都是旭日旗，只不過是24條光芒的旭日旗。就連發源於韓國的統一教會，會徽設計也和旭日旗很相像。但這兩件設計在韓國都沒有引發什麼問題，因為韓國人也知道起碼朝日新聞和統一教會扯不到軍國主義或者右翼上去。實際上韓國對於旭日旗的批判也就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的，一直使用旭日旗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和韓國海軍保持著良好關係，兩國間常有艦艇互訪，旭日旗從來沒有成為過障礙，所以實際上並不是因為日本的旭日旗引起日韓關係緊張，而是日韓關係的緊張使得韓國人用另一種眼神在看旭日旗。 ■
藏獨聯盟挑戰達賴喇嘛
作者：李永峰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两年多前的2011年8月8日，在印度出生的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流亡藏人的「首都」達蘭薩拉宣誓就任「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長（總理），他是繼第五世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之後，第二位並非由達賴喇嘛直接指定的「藏人行政中央」最高行政領導人。在此一年之後，2012年的9月20日，流亡藏人中的「西藏人民會議」全票通過了《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第十九條的修改，將西藏政治領袖（首席部長）的藏文稱謂從「噶倫赤巴」改成「司政」，按照洛桑森格本人在Twitter上的解釋，「司政——民主選舉的圖伯特人民的首腦，達賴喇嘛尊者的政治繼承人。」至此，達賴喇嘛所追求的政治退休，真正進入了實際操作層面。
目前《西藏流亡藏人憲章》規定，藏人的所有政治行為，依然還是「在神聖的達賴喇嘛所指引之民主制度下」展開，無法達到達賴喇嘛在2011年3月14日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時所期望的：「使我因具有達賴喇嘛的名號而產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或儀式必須全數取消。」但在達賴喇嘛訓導之下，藏人流亡政府的政體從「君權神授」向「主權在民」的轉變已經開始，新的、哪怕只是稱謂上的政治首腦洛桑森格的出現，已經為流亡藏人社區帶來了衝擊。從目前來看，這種衝擊首先將導致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公開化。雖然這種公開化是預期中的，也是達賴喇嘛有意提前引爆的，但是其影響範圍依然存在極高的不確定性，這在最近幾個月的事態發展中已經有所反應。
一，最近發生的幾件事
1，「議會」的分裂
對於散居在全球的近二十萬流亡藏人來說，他們之所以願意歷經千辛萬苦，從西藏「逃走」，主要就是為了追隨宗教中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所以，他們絕對不會公開忤逆達賴喇嘛的政治意見。從1960年9月2日第一屆13名代表產生以來，流亡藏人「議會」在迄今的50多年的運作中，面對達賴喇嘛所首肯的議案，雖然私下或有異議，但在投票中從來都是全票通過。現在，隨著達賴喇嘛退休，按照三權分立原則運作的「人民議會」（立法）、噶夏（行政）和最高法院（司法），在從為「神」（達賴喇嘛）服務轉向為「民」（選民）服務的過程中，似乎要打破過去那種溫情脈脈的關係，而發生正面的衝突。
資深政治家噶瑪群培（Karma Chophel）打響了這種正面衝突的第一槍。在2013年3月27日，第15屆西藏人民議會第5次會議上，噶瑪群培發表了一項個人聲明，表示他過去雖然不能同意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但出於對達賴喇嘛的尊崇，卻也不會在議會中反對，而現在，由於達賴喇嘛移交了自己的政治權力，流亡藏人政府的政治體制也出現了巨大變化，他沒必要繼續順從「政府」。所以，噶瑪群培宣佈，他將放棄過去在議會中不公開反對「中間道路」的所有主張，開始投反對票。這揭開了「議會」分裂的序幕。
1949年出生于西藏仲巴縣的噶瑪群培，從1991年至今，一直擔任「議員」，並曾兩度出任過「議長」之職，是西藏流亡社區中的資深政治家。最新一次民主選舉中，他代表噶舉派參選。他也曾擔任過流亡藏人中最大的組織「藏青會」的主席。噶瑪群培一向反對「中間道路」，是「藏獨」的重要推動者。
2，醞釀中的「反對黨」
藏人流亡社區雖然從1991年開始試行民主選舉，但卻並沒有發展出政黨政治。上世紀80年代末，達賴喇嘛出於「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中，我們西藏是否也應該引進政黨民主制度」的思考，推動成立了全國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Tibet），上文提及的噶瑪群培一直擔任該黨主席，但這個黨只是形式上的，完全是為了滿足達賴喇嘛的要求而成立，缺少生命力，並沒有發揮出實際的政黨作用。在流亡社區中參與競選的人，基本依靠個人魅力或同鄉會等關係進行動員拉票。在達賴喇嘛一直擔任政治領袖的時候，下面即便有反對的聲音，也是微小的，單一的，不太可能成為組織性的力量。現在，隨著達賴喇嘛辭職，這一局面也開始改變。
2012年3月11至12日，80多名支持西藏獨立的人士，在紐約召開了一個「讓贊（獨立）圓桌會議」，決定成立一個新組織「西藏國民大會」（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該組織與「藏青會」又於2012年6月27日，在達蘭薩拉的文獻檔案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召集了一次新的會議，參會人士包括了世界各地的藏獨領袖，有沙拉寺高僧祥薩仁波切、用英文寫作的藏人作家嘉央諾布、前首席部長索南多傑、獨立活動人士拉桑次仁；10位議員，其中有噶瑪群培、 格桑堅參等；此外還有公開的藏獨組織藏青會、「913前政治犯組織」等機構的領導人。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爭取獨立的聯盟組織，在世界各地開展活動。」該聯盟組織（西藏獨立聯盟）不僅旨在反對中國政府，也與「藏人行政中央」抗衡，將會成為流亡政府中的反對黨。
此次會議之後，根據議程設置，2013年年底內，會再次召開一場關鍵的會議，選舉新聯盟的核心領導，屆時這一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而藏獨組織，比如藏青會，在選舉中又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所以未來的議會和噶廈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很可能會大幅上升。這會令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流亡藏人內部便遭遇強大抵制。而中國政府在處理西藏問題時，也要面對一個不一樣的、自稱是代表選民意見的對手。
3，司政成多方攻擊的靶子
洛桑森格之前，藏人流亡社區的兩任民選首席部長第五世桑東仁波切，仍然是一位佛教高僧。這符合藏人政教合一的傳統。畢業于哈佛大學，家人都在美國生活的洛桑森格，以學者身份回到達蘭薩拉參加選舉，成為最高行政長官，同時又繼承了達賴喇嘛的「元首」身份。但是，對於藏人來說，是否應當效忠洛桑森格的權威，其實是值得審視的。從上臺至今，由於若干舉措備受爭議，洛桑森格的威信已經備受打擊。這既是政治分裂公開化的結果，也是推動這種分裂的重要因素。
洛桑森格最受爭議的舉措，是他介入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的人事鬥爭。2012年10月1日，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的主任阿沛·晉美（Jigme Ngabo）突然被解職。阿沛·晉美是阿沛·阿旺晉美之子。阿沛·阿旺晉美是中國國家領導人，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中，都獲得了很高評價，是影響西藏歷史發展的重要人物。
作為高幹子弟的阿沛·晉美，「文革」中曾在內蒙插隊，上世紀70年代憑藉「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大學，80年代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從事藏學研究，後來留學美國，從1996年開始出任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西藏部主任。流亡藏人除了通過地下管道與中國境內的藏人建立聯繫之外，公共媒體也是他們影響境內藏人的重要管道。擁有幾十年歷史的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媒體平臺。由於阿沛·晉美既不願意附和中國政府的論述，也不願意聽命于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指揮，展示了獨立的媒體立場，長期以來與流亡政府不和。據嘉央諾布披露，阿沛·晉美是因為洛桑森格的公關運作而被解職。
洛桑森格干預美國媒體的運作，不止激怒了長期以來對「藏人行政中央」不滿的藏人知識份子，連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監督和調查委員會主席Dana Rohrabacher也發表公開信，表示憤怒。由於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之所以能夠維持，背後主要靠美國的支持，所以此次美國議員的炮轟令很多藏人感到震驚。
如果說自由亞洲電臺事件只是一個事關工作方式的爭議，那麼2013年5月8日，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的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則激化了關於西藏前途的路線爭議。對於洛桑森格的言論，現居北京的藏族知識份子唯色在Facebook上說：「如果真的是這麼說的，那麼，我強烈建議：司政洛桑森格，請您寫入黨申請書吧！您想當中國的奧巴馬，不加入中國共產黨怎麼行？！121位自焚藏人被墊背了！我就像是心口上挨了一記重拳！！！太痛了！！！」司政權威的弱化，成為流亡藏人中不同政治派別浮出水面的契機。
二，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影響
對於一個自稱代表全體西藏人的流亡社區來說，內部凝聚的意義非凡。自從1959年出走印度以來，由於達賴喇嘛的「神」性權威，流亡藏人五十多年來在「借來的土地上」所展示的團結令世人驚訝。但是要完成他們「保護和延續西藏的宗教文化與傳統習俗」的目的，也必須要著眼于後達賴喇嘛時代。所以，達賴喇嘛擺脫歷史上終身任職的慣例，提出辭職，並且推動民主選舉，是出於長遠考量。但是過去一年來的發展表明，藏獨的力量已經要衝擊達賴喇嘛所推動的「中間道路」，流亡藏人跟中國政府之間僅有的共識可能也會被消解。這給西藏問題帶來了新的風險。
現在，達賴喇嘛自己似乎也陷入焦慮之中，6月15日，在澳大利亞悉尼傳授佛法時，達賴喇嘛指著身邊的「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說他和洛桑森格這兩個人都無法代表境內藏人，「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于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因此，我依然重任在肩」。中國有媒體人將其解讀稱達賴喇嘛不甘心大權旁落，所以才出來強調自己的領袖地位，顯然過於猥瑣。流亡藏人的這種分裂，如果無法蛻變昇華成為另外一種統一，則自身整體的認同可能要遭到消解，更加難與中國政府主導之下的藏區現代化道路抗衡。
流亡藏人的政治分裂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也具有重要影響。中國政府拒絕承認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所談判的對象也只是達賴喇嘛的個人代表，而非流亡政府的官員。中國政府的基本策略是只承認有達賴喇嘛問題，而不承認有西藏問題。在達賴喇嘛完全能夠代表藏人的時代，這一策略無疑會為中國政府加分。但是當流亡政府的民主實踐深化之後，流亡政府的官員和議員挾民意而反對達賴喇嘛路線時，則會對中國政府的處理方式構成挑戰。
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1993年到2006年，經過尼泊爾西藏難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自從2008年「3.14」事件之後，境內藏人的這種「離心性」進一步增強。對於境內外藏人來說，流亡社區的存在是無法回避的，對於部分境內藏人始終具有吸引力。中國政府要想實現藏區的穩定，必須要直面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存在，在競爭中超越流亡政府，實現人心回歸，這樣才能根除分裂思想的威脅。
三，一點判斷
西藏問題異常複雜，首先因為藏人存在錯綜複雜的分化。按照所生活的位置，有境內藏人和流亡藏人之分，境內藏人在地域上又有西藏自治區藏人和其他省份藏人之分。在大藏區內，由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因，他們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1959年的動盪，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而引爆；按照信仰，又有佛教徒藏人和已認同無神論的藏人之分，他們對待達賴喇嘛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信者尊之為「神」，不信者有人會斥之為「披著羊皮的狼」。從流亡藏人出走的前後時間差而言，又有印度藏人和「新來者」之分。80年代末以來的流亡藏人，由於已經深受中國流行文化影響，與從小在印度成長的藏人在生活習慣上存在巨大差異。但是無論如何分化，他們都認可達賴喇嘛是西藏民族的代表。
即便對於境內的藏族幹部來說，這也是難以否認的。所以，中國政府也才會一直保持與達賴喇嘛的接觸、談判。
而現在，當流亡藏人深入民主制之後，「君權神授」向「主權在民」轉變之際，達賴喇嘛的代表性很有可能會遭到弱化。到了後達賴喇嘛時代，誰能夠代表藏族？恐怕會成為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未來，流亡藏人中的激進派，失去達賴喇嘛的制衡，走向極端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境內藏人中間，如果沒有了達賴喇嘛當作寄託，絕望的群體可能會更加絕望。中國政府失去了一個可以整合所有藏人的對手，面對一群分散的、離子式的反對者，也必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才有可能維持穩定。■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两年多前的2011年8月8日，在印度出生的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在流亡藏人的「首都」達蘭薩拉宣誓就任「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長（總理），他是繼第五世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之後，第二位並非由達賴喇嘛直接指定的「藏人行政中央」最高行政領導人。在此一年之後，2012年的9月20日，流亡藏人中的「西藏人民會議」全票通過了《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第十九條的修改，將西藏政治領袖（首席部長）的藏文稱謂從「噶倫赤巴」改成「司政」，按照洛桑森格本人在Twitter上的解釋，「司政——民主選舉的圖伯特人民的首腦，達賴喇嘛尊者的政治繼承人。」至此，達賴喇嘛所追求的政治退休，真正進入了實際操作層面。
目前《西藏流亡藏人憲章》規定，藏人的所有政治行為，依然還是「在神聖的達賴喇嘛所指引之民主制度下」展開，無法達到達賴喇嘛在2011年3月14日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時所期望的：「使我因具有達賴喇嘛的名號而產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或儀式必須全數取消。」但在達賴喇嘛訓導之下，藏人流亡政府的政體從「君權神授」向「主權在民」的轉變已經開始，新的、哪怕只是稱謂上的政治首腦洛桑森格的出現，已經為流亡藏人社區帶來了衝擊。從目前來看，這種衝擊首先將導致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公開化。雖然這種公開化是預期中的，也是達賴喇嘛有意提前引爆的，但是其影響範圍依然存在極高的不確定性，這在最近幾個月的事態發展中已經有所反應。
一，最近發生的幾件事
1，「議會」的分裂
對於散居在全球的近二十萬流亡藏人來說，他們之所以願意歷經千辛萬苦，從西藏「逃走」，主要就是為了追隨宗教中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所以，他們絕對不會公開忤逆達賴喇嘛的政治意見。從1960年9月2日第一屆13名代表產生以來，流亡藏人「議會」在迄今的50多年的運作中，面對達賴喇嘛所首肯的議案，雖然私下或有異議，但在投票中從來都是全票通過。現在，隨著達賴喇嘛退休，按照三權分立原則運作的「人民議會」（立法）、噶夏（行政）和最高法院（司法），在從為「神」（達賴喇嘛）服務轉向為「民」（選民）服務的過程中，似乎要打破過去那種溫情脈脈的關係，而發生正面的衝突。
資深政治家噶瑪群培（Karma Chophel）打響了這種正面衝突的第一槍。在2013年3月27日，第15屆西藏人民議會第5次會議上，噶瑪群培發表了一項個人聲明，表示他過去雖然不能同意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但出於對達賴喇嘛的尊崇，卻也不會在議會中反對，而現在，由於達賴喇嘛移交了自己的政治權力，流亡藏人政府的政治體制也出現了巨大變化，他沒必要繼續順從「政府」。所以，噶瑪群培宣佈，他將放棄過去在議會中不公開反對「中間道路」的所有主張，開始投反對票。這揭開了「議會」分裂的序幕。
1949年出生于西藏仲巴縣的噶瑪群培，從1991年至今，一直擔任「議員」，並曾兩度出任過「議長」之職，是西藏流亡社區中的資深政治家。最新一次民主選舉中，他代表噶舉派參選。他也曾擔任過流亡藏人中最大的組織「藏青會」的主席。噶瑪群培一向反對「中間道路」，是「藏獨」的重要推動者。
2，醞釀中的「反對黨」
藏人流亡社區雖然從1991年開始試行民主選舉，但卻並沒有發展出政黨政治。上世紀80年代末，達賴喇嘛出於「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中，我們西藏是否也應該引進政黨民主制度」的思考，推動成立了全國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Tibet），上文提及的噶瑪群培一直擔任該黨主席，但這個黨只是形式上的，完全是為了滿足達賴喇嘛的要求而成立，缺少生命力，並沒有發揮出實際的政黨作用。在流亡社區中參與競選的人，基本依靠個人魅力或同鄉會等關係進行動員拉票。在達賴喇嘛一直擔任政治領袖的時候，下面即便有反對的聲音，也是微小的，單一的，不太可能成為組織性的力量。現在，隨著達賴喇嘛辭職，這一局面也開始改變。
2012年3月11至12日，80多名支持西藏獨立的人士，在紐約召開了一個「讓贊（獨立）圓桌會議」，決定成立一個新組織「西藏國民大會」（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該組織與「藏青會」又於2012年6月27日，在達蘭薩拉的文獻檔案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召集了一次新的會議，參會人士包括了世界各地的藏獨領袖，有沙拉寺高僧祥薩仁波切、用英文寫作的藏人作家嘉央諾布、前首席部長索南多傑、獨立活動人士拉桑次仁；10位議員，其中有噶瑪群培、 格桑堅參等；此外還有公開的藏獨組織藏青會、「913前政治犯組織」等機構的領導人。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爭取獨立的聯盟組織，在世界各地開展活動。」該聯盟組織（西藏獨立聯盟）不僅旨在反對中國政府，也與「藏人行政中央」抗衡，將會成為流亡政府中的反對黨。
此次會議之後，根據議程設置，2013年年底內，會再次召開一場關鍵的會議，選舉新聯盟的核心領導，屆時這一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而藏獨組織，比如藏青會，在選舉中又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所以未來的議會和噶廈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很可能會大幅上升。這會令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流亡藏人內部便遭遇強大抵制。而中國政府在處理西藏問題時，也要面對一個不一樣的、自稱是代表選民意見的對手。
3，司政成多方攻擊的靶子
洛桑森格之前，藏人流亡社區的兩任民選首席部長第五世桑東仁波切，仍然是一位佛教高僧。這符合藏人政教合一的傳統。畢業于哈佛大學，家人都在美國生活的洛桑森格，以學者身份回到達蘭薩拉參加選舉，成為最高行政長官，同時又繼承了達賴喇嘛的「元首」身份。但是，對於藏人來說，是否應當效忠洛桑森格的權威，其實是值得審視的。從上臺至今，由於若干舉措備受爭議，洛桑森格的威信已經備受打擊。這既是政治分裂公開化的結果，也是推動這種分裂的重要因素。
洛桑森格最受爭議的舉措，是他介入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的人事鬥爭。2012年10月1日，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的主任阿沛·晉美（Jigme Ngabo）突然被解職。阿沛·晉美是阿沛·阿旺晉美之子。阿沛·阿旺晉美是中國國家領導人，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中，都獲得了很高評價，是影響西藏歷史發展的重要人物。
作為高幹子弟的阿沛·晉美，「文革」中曾在內蒙插隊，上世紀70年代憑藉「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大學，80年代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從事藏學研究，後來留學美國，從1996年開始出任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西藏部主任。流亡藏人除了通過地下管道與中國境內的藏人建立聯繫之外，公共媒體也是他們影響境內藏人的重要管道。擁有幾十年歷史的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媒體平臺。由於阿沛·晉美既不願意附和中國政府的論述，也不願意聽命于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指揮，展示了獨立的媒體立場，長期以來與流亡政府不和。據嘉央諾布披露，阿沛·晉美是因為洛桑森格的公關運作而被解職。
洛桑森格干預美國媒體的運作，不止激怒了長期以來對「藏人行政中央」不滿的藏人知識份子，連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監督和調查委員會主席Dana Rohrabacher也發表公開信，表示憤怒。由於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之所以能夠維持，背後主要靠美國的支持，所以此次美國議員的炮轟令很多藏人感到震驚。
如果說自由亞洲電臺事件只是一個事關工作方式的爭議，那麼2013年5月8日，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的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則激化了關於西藏前途的路線爭議。對於洛桑森格的言論，現居北京的藏族知識份子唯色在Facebook上說：「如果真的是這麼說的，那麼，我強烈建議：司政洛桑森格，請您寫入黨申請書吧！您想當中國的奧巴馬，不加入中國共產黨怎麼行？！121位自焚藏人被墊背了！我就像是心口上挨了一記重拳！！！太痛了！！！」司政權威的弱化，成為流亡藏人中不同政治派別浮出水面的契機。
二，流亡藏人政治分裂的影響
對於一個自稱代表全體西藏人的流亡社區來說，內部凝聚的意義非凡。自從1959年出走印度以來，由於達賴喇嘛的「神」性權威，流亡藏人五十多年來在「借來的土地上」所展示的團結令世人驚訝。但是要完成他們「保護和延續西藏的宗教文化與傳統習俗」的目的，也必須要著眼于後達賴喇嘛時代。所以，達賴喇嘛擺脫歷史上終身任職的慣例，提出辭職，並且推動民主選舉，是出於長遠考量。但是過去一年來的發展表明，藏獨的力量已經要衝擊達賴喇嘛所推動的「中間道路」，流亡藏人跟中國政府之間僅有的共識可能也會被消解。這給西藏問題帶來了新的風險。
現在，達賴喇嘛自己似乎也陷入焦慮之中，6月15日，在澳大利亞悉尼傳授佛法時，達賴喇嘛指著身邊的「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說他和洛桑森格這兩個人都無法代表境內藏人，「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于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因此，我依然重任在肩」。中國有媒體人將其解讀稱達賴喇嘛不甘心大權旁落，所以才出來強調自己的領袖地位，顯然過於猥瑣。流亡藏人的這種分裂，如果無法蛻變昇華成為另外一種統一，則自身整體的認同可能要遭到消解，更加難與中國政府主導之下的藏區現代化道路抗衡。
流亡藏人的政治分裂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也具有重要影響。中國政府拒絕承認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所談判的對象也只是達賴喇嘛的個人代表，而非流亡政府的官員。中國政府的基本策略是只承認有達賴喇嘛問題，而不承認有西藏問題。在達賴喇嘛完全能夠代表藏人的時代，這一策略無疑會為中國政府加分。但是當流亡政府的民主實踐深化之後，流亡政府的官員和議員挾民意而反對達賴喇嘛路線時，則會對中國政府的處理方式構成挑戰。
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1993年到2006年，經過尼泊爾西藏難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自從2008年「3.14」事件之後，境內藏人的這種「離心性」進一步增強。對於境內外藏人來說，流亡社區的存在是無法回避的，對於部分境內藏人始終具有吸引力。中國政府要想實現藏區的穩定，必須要直面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存在，在競爭中超越流亡政府，實現人心回歸，這樣才能根除分裂思想的威脅。
三，一點判斷
西藏問題異常複雜，首先因為藏人存在錯綜複雜的分化。按照所生活的位置，有境內藏人和流亡藏人之分，境內藏人在地域上又有西藏自治區藏人和其他省份藏人之分。在大藏區內，由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因，他們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1959年的動盪，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而引爆；按照信仰，又有佛教徒藏人和已認同無神論的藏人之分，他們對待達賴喇嘛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信者尊之為「神」，不信者有人會斥之為「披著羊皮的狼」。從流亡藏人出走的前後時間差而言，又有印度藏人和「新來者」之分。80年代末以來的流亡藏人，由於已經深受中國流行文化影響，與從小在印度成長的藏人在生活習慣上存在巨大差異。但是無論如何分化，他們都認可達賴喇嘛是西藏民族的代表。
即便對於境內的藏族幹部來說，這也是難以否認的。所以，中國政府也才會一直保持與達賴喇嘛的接觸、談判。
而現在，當流亡藏人深入民主制之後，「君權神授」向「主權在民」轉變之際，達賴喇嘛的代表性很有可能會遭到弱化。到了後達賴喇嘛時代，誰能夠代表藏族？恐怕會成為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未來，流亡藏人中的激進派，失去達賴喇嘛的制衡，走向極端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境內藏人中間，如果沒有了達賴喇嘛當作寄託，絕望的群體可能會更加絕望。中國政府失去了一個可以整合所有藏人的對手，面對一群分散的、離子式的反對者，也必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才有可能維持穩定。■
靳薇：讓達賴喇嘛訪問香港澳門
作者：靳薇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谷開來和她的男人們
作者：蕭雪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至少一個女人。谷開來的出眾之處，在於她的背後有眾多甘願為她付出的男人。其中有為她拋婦棄子的，有為她爭風吃醋的，有跟她如膠似漆的，有異國情調的，有甘願為她淪為殺人幫兇的，有不斷為她送錢的等等，這些男人精彩伴隨著谷開來的一生。
作為對薄「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報復，谷開來也擁有自己的「後宮」，並在這個圈子中以「女王」的姿態自居。然而她的情人們之中，究竟有多少是為愛追隨，又有多少不過是利用她「高官太太」的身份來獲取政治和經濟利益，已經被判死緩的谷開來也許到如今才終於能夠看得清楚。
隨著薄熙來案審結，圍繞薄谷王的相關人員一一落網受到嚴懲。唯一跟隨薄熙來多年的貼身大秘吳文康，至今沒有任何消息。據知情者透露風聲，被拘捕的吳文康在被調查期間拒不配合，死頂硬撞，當局先將其擱置一邊，等薄案結束再處置吳文康。
爭風吃醋的吳文康
王立軍與薄熙來鬧翻，時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吳文康涉嫌包庇谷開來殺死海伍德，受指示對掌握谷開來殺人證據的王鵬飛綁架拘禁，吳文康跟隨薄熙來十多年，是薄的心腹大秘，還在薄熙來任大連市長時，吳文康是他的秘書，後薄熙來調任遼寧省長，吳又跟到瀋陽出任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2007年，薄熙來出掌重慶市委書記大權，又把吳秘書從遼寧挖去重慶。有消息指稱，吳文康幫助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在遼寧大肆歛財。
吳文康身高馬大，舉止優雅，氣度不凡，一表人才。他能歌善舞，酒量驚人，還與薄熙來有幾分相像。本刊得到的風聲，吳文康跟隨薄熙來多年，對谷開來也是日久生情，極之欣賞。十多年來，吳不僅服務薄熙來，對谷開來也是言聽計從。聽到王立軍與谷開來的傳聞，吳文康也曾酸味十足的不時向薄熙來打王立軍的小報告，令薄熙來經常「煩透了」。
殷勤的「鬼子」王立軍
濟南庭審的一場鬧劇結束後，有中國網友編出這樣的段子：立軍的一生是完整的，他完成了大多數人都想完成的兩件事情：一場奮不顧身的愛情和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開來的一生也是完整的，她擁有大多數女人都渴望擁有的兩個男人：一個驚艷了時光，一個溫柔了歲月。
這個被調侃為「溫柔了歲月」的男人，就是王立軍。出身底層的王立軍，一直通過討好上司得到晋升，2007年與谷開來經過徐明介紹相識，對王的仕途無疑是一次重大的轉折。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曾在一週內召開三次局內會議，學習薄熙來講話。此後三年，王立軍一路飆升至重慶市副市長，不僅成為薄的得力助手，也是谷開來醫療組的組長。
2010年1月12日，谷開來攜其母范承秀，牽著寵物狗，蒞臨重慶市公安局，王立軍親自作陪參觀打黑展覽，谷更親手為王製作了桌上的裝飾品。私底下王稱谷開來為「瓜媽」，谷和兒子薄瓜瓜則昵稱王立軍為「鬼子」，2011年12月14日為谷開來舉行的晚宴上，一向管王立軍叫「老師」的李陽、王鵬飛、王智甚至在酒後稱谷為「師母」，足見二人關係之不尋常早已不是秘密。
重慶市委大院中流傳著一個故事，某日，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前往機場，乘機往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他前腳剛走，王立軍的小車就來到了市委大院3號樓。
3號樓門口在修路，小車不能開進去，王立軍只能罵罵咧咧的走進去。他的行踪都暴露在修路工人的視線中。
司機在門口等著，到吃午飯的時候才看到王立軍的司機將空車開走，一直到晚上九點，才又看到小車返回3號樓接王立軍。薄熙來不在的日子，王立軍一整天「陪伴」著谷開來。知情人告訴本刊，這樣的整天陪伴很多，不知是否因此傳到薄熙來耳朵，變為如膠似漆的證據。
訪美學者何清漣在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中說，王立軍對谷的愛意，可能不是所謂「愛」，而是通過與「主母」有染來平衡自己的心裡。與谷開來建立情感聯繫，使王立軍擁有將薄熙來置於不安全境地的能力。法醫王雪梅說過，王立軍有能力控制谷開來，使她言聽計從。因此，在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后，王立軍通過女兒向谷提出進市委常委的願望，「能不能進市委常委，就是薄熙來一句話」，但是最終卻沒能如願。當「主母」已經不能為自己獲得想要的利益時，王立軍終於感到受夠了谷開來的無理任性，11.15谷開來殺人案成為了兩人關係破裂的導火索。投毒之後，谷開來告知王殺人的詳細過程，王對此進行了秘密錄音，並且向薄熙來控訴了谷的四大罪狀，此後谷開來對王立軍再無利用價值。
施展迂迴戰術的徐明
2000年，谷開來負氣出走，陪兒子薄瓜瓜前往英國留學，在法國選中了尼斯戛納地區的一套別墅，同在英國的徐明當場表示願意出三百多萬美元買下這套房產，將來作為薄瓜瓜的投資固定收入。與王立軍不同，徐明沒有直接向谷開來「進攻」，而是將攻勢轉向谷最愛的兒子。
從2003年開始，徐明為薄瓜瓜支付了上百筆從英國回國和出國旅行的機票款，而薄瓜瓜的老師、同學，國外結識的朋友來中國的一切費用，也都是由徐明的大連實德集團支付全部費用，九年間累積花了四百多萬。
到後期，薄瓜瓜想去非洲旅行，谷直接向徐明要求「把這次旅行全部負責安排好」，徐明言聽計從，從自己的私人賬戶支付了薄瓜瓜租用私人飛機由迪拜往返乞力馬扎羅和一行六人在非洲的旅費共計一萬三千多美元。薄瓜瓜想要價值超過八萬元的兩輪電動平衡車，谷也直接讓他去找徐明，「徐明已經好久沒有送你獎品了，就說這是獎品，你媽媽也可以用」，可見徐與谷的關係非比尋常。徐明深知薄熙來與谷開來只有薄瓜瓜一個獨子，因此爲了幫他們「帶孩子」，可謂有求必應。而徐明的「心意」也通過薄瓜瓜，順利傳達到谷開來的心中，谷的感動也化為在薄熙來面前對徐明的大力稱讚，這種迂迴方式無疑收到了極佳成效。而在薄熙來案庭審時，徐明和谷開來共同指證薄的受賄罪行，恐怕是兩人最後一次的默契演出，等待著他們的將是漫長的牢獄之災。
被逼离婚的海伍德
同樣是爲了經濟便利，徐明的方法看似投入很大，但巧妙的避免了與谷開來發生衝突。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卻沒這麼幸運，他自以為對谷開來的控制和要挾，最終為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海伍德接近谷開來的方式與徐明無異，先是擔任薄瓜瓜的英語教師，再助其進入英國哈羅公學就讀，後來就得以與薄熙來同赴北京以兼職顧問的身份工作。然而此時谷開來對自己「內部圈子」中的追隨者已經不滿足于簡單的金錢貢獻和幫助「帶孩子」，她需要他們完全「效忠」于自己，提出讓成員們與自己的妻子離婚。
海伍德拒絕了谷的要求，並且開始計劃離開中國。谷又要求海伍德將其擁有的尼斯別墅所有權轉給徐明所指定的姜豐，並且幫助她向海外轉移資金，海伍德則向谷索要高額補償，否則就要揭發薄家在海外的資產情況，終於激怒了谷開來。根據中國官方調查結果，谷認為海伍德威脅到了薄瓜瓜的人身安全，於是夥同薄家勤務人員張曉軍在重慶南山麗景度假酒店將海伍德殺害。
與德維萊爾複雜的戀情
谷開來的「異國情緣」並非僅此一樁。在認識海伍德之前，谷曾于2000年12月在英國開了一家不動產開發公司，登記冊中還有一名法國合夥人帕特裡克·德維萊爾，正是國際上普遍認為的谷開來的情人。有傳聞說谷和海伍德的關係就是由他撮合，德維萊爾甚至還通過父親的企業為谷開來洗錢。2003年其，德維萊爾利用谷開來律師事務所前夥伴在北京的地址，註冊了名為「D2 Properties」的公司，並在法國、摩納哥及日內瓦等地，吸收德維萊爾父親所開發的多個房地產項目的小股權。谷和德維萊爾曾共同在伯恩茅斯的一幢樓內租下了一整層，薄瓜瓜也可能來過這裡。
英國《金融時報》曾報導，德維萊爾說他正和一名有個十幾歲兒子的中國女性持續著一段複雜的戀情。然而這段戀情也並非簡單的跨國戀，認識谷開來之時，德維萊爾作為建築師在大連參與城市規劃工作，與谷共同開公司是爲了方便購置位於尼斯的別墅，這棟由徐明付款，曾由海伍德持有一半的別墅早先便是德維萊爾幫谷選定的。德維萊爾還於2006年，在盧森堡成立了一家不動產投資公司，曾經開出三次空頭支票。
海伍德死後，德維萊爾在柬埔寨被捕，中國當局通過國際刑事警察機構要求柬埔寨警方引渡引渡他。雖然犯罪嫌疑尚未公佈，但德維萊爾被認為與谷開來之間可能存在不正當的財務關係。
除卻這些廣為認知的谷開來「身邊的男人們」，神秘美籍商人C某，也被很多人認為是谷「內部圈子」的一員。C某在中國大陸知名，主要是因為他還是台灣患「漸凍癥」的「美艷歌後」的丈夫，薄熙來任大連市長時，C某是政府的高級顧問，後來成立的一家投資諮詢有限公司與谷開來有密切合作。
北大學生時代所結識的C某
事实上，C某与谷开来的情缘，早在薄熙来大连时期就已被薄发现，曾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被时任大连市国安局长车克民当场撞见。车曾任薄一波司机，一路追随薄熙来，此事薄熙来早已心知肚明。
在1980年代，C某就經由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王鐵崖，認識了還是北大法律系學生的谷開來。谷與C某一直聯繫密切，其英文名「Horus」就是C某建議的，而公司的英文名「Horas」與其只相差一個字母。得知薄熙來與大連電視臺主播張偉傑有染后，谷曾向C某哭訴稱自己睡不著覺，痛哭流涕。C某曾向香港《蘋果日報》形容，谷開來雖有理想、才氣，但「還是重視官夫人的威望」。然而在谷開來因海伍德被殺一案被判死緩之後，C某卻急於澄清自己與谷的關係，并因領袖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式政變》一書中寫道「谷開來和美籍商人C某搞了某投資公司，狂撈非法所得十億元人民幣」而將該書作者紀偉仁、出版發行人何頻告上法庭。
谷開來連同她身邊的男人們，隨著薄熙來的落馬，而紛紛陷入「不幸」，但這並不是一場「後宮爭鬥」的感情悲劇。對通過不正常途徑取得不正當利益的人而言，大樹下面雖然好乘涼，樹倒了卻難免被砸成重傷。谷開來自己的悲劇則不是不甘願做沉默的正室太太獨守空房，也不是沉溺於自己的才貌雙全和周圍眾人的虛情假意，而是因為自己的虛榮、對感情的渴望和對兒子的溺愛，為人所利用，最終徹底淪為他們向薄熙來行賄來獲取政治、經濟利益的管道。■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至少一個女人。谷開來的出眾之處，在於她的背後有眾多甘願為她付出的男人。其中有為她拋婦棄子的，有為她爭風吃醋的，有跟她如膠似漆的，有異國情調的，有甘願為她淪為殺人幫兇的，有不斷為她送錢的等等，這些男人精彩伴隨著谷開來的一生。
作為對薄「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報復，谷開來也擁有自己的「後宮」，並在這個圈子中以「女王」的姿態自居。然而她的情人們之中，究竟有多少是為愛追隨，又有多少不過是利用她「高官太太」的身份來獲取政治和經濟利益，已經被判死緩的谷開來也許到如今才終於能夠看得清楚。
隨著薄熙來案審結，圍繞薄谷王的相關人員一一落網受到嚴懲。唯一跟隨薄熙來多年的貼身大秘吳文康，至今沒有任何消息。據知情者透露風聲，被拘捕的吳文康在被調查期間拒不配合，死頂硬撞，當局先將其擱置一邊，等薄案結束再處置吳文康。
爭風吃醋的吳文康
王立軍與薄熙來鬧翻，時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吳文康涉嫌包庇谷開來殺死海伍德，受指示對掌握谷開來殺人證據的王鵬飛綁架拘禁，吳文康跟隨薄熙來十多年，是薄的心腹大秘，還在薄熙來任大連市長時，吳文康是他的秘書，後薄熙來調任遼寧省長，吳又跟到瀋陽出任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2007年，薄熙來出掌重慶市委書記大權，又把吳秘書從遼寧挖去重慶。有消息指稱，吳文康幫助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在遼寧大肆歛財。
吳文康身高馬大，舉止優雅，氣度不凡，一表人才。他能歌善舞，酒量驚人，還與薄熙來有幾分相像。本刊得到的風聲，吳文康跟隨薄熙來多年，對谷開來也是日久生情，極之欣賞。十多年來，吳不僅服務薄熙來，對谷開來也是言聽計從。聽到王立軍與谷開來的傳聞，吳文康也曾酸味十足的不時向薄熙來打王立軍的小報告，令薄熙來經常「煩透了」。
殷勤的「鬼子」王立軍
濟南庭審的一場鬧劇結束後，有中國網友編出這樣的段子：立軍的一生是完整的，他完成了大多數人都想完成的兩件事情：一場奮不顧身的愛情和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開來的一生也是完整的，她擁有大多數女人都渴望擁有的兩個男人：一個驚艷了時光，一個溫柔了歲月。
這個被調侃為「溫柔了歲月」的男人，就是王立軍。出身底層的王立軍，一直通過討好上司得到晋升，2007年與谷開來經過徐明介紹相識，對王的仕途無疑是一次重大的轉折。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曾在一週內召開三次局內會議，學習薄熙來講話。此後三年，王立軍一路飆升至重慶市副市長，不僅成為薄的得力助手，也是谷開來醫療組的組長。
2010年1月12日，谷開來攜其母范承秀，牽著寵物狗，蒞臨重慶市公安局，王立軍親自作陪參觀打黑展覽，谷更親手為王製作了桌上的裝飾品。私底下王稱谷開來為「瓜媽」，谷和兒子薄瓜瓜則昵稱王立軍為「鬼子」，2011年12月14日為谷開來舉行的晚宴上，一向管王立軍叫「老師」的李陽、王鵬飛、王智甚至在酒後稱谷為「師母」，足見二人關係之不尋常早已不是秘密。
重慶市委大院中流傳著一個故事，某日，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前往機場，乘機往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他前腳剛走，王立軍的小車就來到了市委大院3號樓。
3號樓門口在修路，小車不能開進去，王立軍只能罵罵咧咧的走進去。他的行踪都暴露在修路工人的視線中。
司機在門口等著，到吃午飯的時候才看到王立軍的司機將空車開走，一直到晚上九點，才又看到小車返回3號樓接王立軍。薄熙來不在的日子，王立軍一整天「陪伴」著谷開來。知情人告訴本刊，這樣的整天陪伴很多，不知是否因此傳到薄熙來耳朵，變為如膠似漆的證據。
訪美學者何清漣在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中說，王立軍對谷的愛意，可能不是所謂「愛」，而是通過與「主母」有染來平衡自己的心裡。與谷開來建立情感聯繫，使王立軍擁有將薄熙來置於不安全境地的能力。法醫王雪梅說過，王立軍有能力控制谷開來，使她言聽計從。因此，在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后，王立軍通過女兒向谷提出進市委常委的願望，「能不能進市委常委，就是薄熙來一句話」，但是最終卻沒能如願。當「主母」已經不能為自己獲得想要的利益時，王立軍終於感到受夠了谷開來的無理任性，11.15谷開來殺人案成為了兩人關係破裂的導火索。投毒之後，谷開來告知王殺人的詳細過程，王對此進行了秘密錄音，並且向薄熙來控訴了谷的四大罪狀，此後谷開來對王立軍再無利用價值。
施展迂迴戰術的徐明
2000年，谷開來負氣出走，陪兒子薄瓜瓜前往英國留學，在法國選中了尼斯戛納地區的一套別墅，同在英國的徐明當場表示願意出三百多萬美元買下這套房產，將來作為薄瓜瓜的投資固定收入。與王立軍不同，徐明沒有直接向谷開來「進攻」，而是將攻勢轉向谷最愛的兒子。
從2003年開始，徐明為薄瓜瓜支付了上百筆從英國回國和出國旅行的機票款，而薄瓜瓜的老師、同學，國外結識的朋友來中國的一切費用，也都是由徐明的大連實德集團支付全部費用，九年間累積花了四百多萬。
到後期，薄瓜瓜想去非洲旅行，谷直接向徐明要求「把這次旅行全部負責安排好」，徐明言聽計從，從自己的私人賬戶支付了薄瓜瓜租用私人飛機由迪拜往返乞力馬扎羅和一行六人在非洲的旅費共計一萬三千多美元。薄瓜瓜想要價值超過八萬元的兩輪電動平衡車，谷也直接讓他去找徐明，「徐明已經好久沒有送你獎品了，就說這是獎品，你媽媽也可以用」，可見徐與谷的關係非比尋常。徐明深知薄熙來與谷開來只有薄瓜瓜一個獨子，因此爲了幫他們「帶孩子」，可謂有求必應。而徐明的「心意」也通過薄瓜瓜，順利傳達到谷開來的心中，谷的感動也化為在薄熙來面前對徐明的大力稱讚，這種迂迴方式無疑收到了極佳成效。而在薄熙來案庭審時，徐明和谷開來共同指證薄的受賄罪行，恐怕是兩人最後一次的默契演出，等待著他們的將是漫長的牢獄之災。
被逼离婚的海伍德
同樣是爲了經濟便利，徐明的方法看似投入很大，但巧妙的避免了與谷開來發生衝突。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卻沒這麼幸運，他自以為對谷開來的控制和要挾，最終為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海伍德接近谷開來的方式與徐明無異，先是擔任薄瓜瓜的英語教師，再助其進入英國哈羅公學就讀，後來就得以與薄熙來同赴北京以兼職顧問的身份工作。然而此時谷開來對自己「內部圈子」中的追隨者已經不滿足于簡單的金錢貢獻和幫助「帶孩子」，她需要他們完全「效忠」于自己，提出讓成員們與自己的妻子離婚。
海伍德拒絕了谷的要求，並且開始計劃離開中國。谷又要求海伍德將其擁有的尼斯別墅所有權轉給徐明所指定的姜豐，並且幫助她向海外轉移資金，海伍德則向谷索要高額補償，否則就要揭發薄家在海外的資產情況，終於激怒了谷開來。根據中國官方調查結果，谷認為海伍德威脅到了薄瓜瓜的人身安全，於是夥同薄家勤務人員張曉軍在重慶南山麗景度假酒店將海伍德殺害。
與德維萊爾複雜的戀情
谷開來的「異國情緣」並非僅此一樁。在認識海伍德之前，谷曾于2000年12月在英國開了一家不動產開發公司，登記冊中還有一名法國合夥人帕特裡克·德維萊爾，正是國際上普遍認為的谷開來的情人。有傳聞說谷和海伍德的關係就是由他撮合，德維萊爾甚至還通過父親的企業為谷開來洗錢。2003年其，德維萊爾利用谷開來律師事務所前夥伴在北京的地址，註冊了名為「D2 Properties」的公司，並在法國、摩納哥及日內瓦等地，吸收德維萊爾父親所開發的多個房地產項目的小股權。谷和德維萊爾曾共同在伯恩茅斯的一幢樓內租下了一整層，薄瓜瓜也可能來過這裡。
英國《金融時報》曾報導，德維萊爾說他正和一名有個十幾歲兒子的中國女性持續著一段複雜的戀情。然而這段戀情也並非簡單的跨國戀，認識谷開來之時，德維萊爾作為建築師在大連參與城市規劃工作，與谷共同開公司是爲了方便購置位於尼斯的別墅，這棟由徐明付款，曾由海伍德持有一半的別墅早先便是德維萊爾幫谷選定的。德維萊爾還於2006年，在盧森堡成立了一家不動產投資公司，曾經開出三次空頭支票。
海伍德死後，德維萊爾在柬埔寨被捕，中國當局通過國際刑事警察機構要求柬埔寨警方引渡引渡他。雖然犯罪嫌疑尚未公佈，但德維萊爾被認為與谷開來之間可能存在不正當的財務關係。
除卻這些廣為認知的谷開來「身邊的男人們」，神秘美籍商人C某，也被很多人認為是谷「內部圈子」的一員。C某在中國大陸知名，主要是因為他還是台灣患「漸凍癥」的「美艷歌後」的丈夫，薄熙來任大連市長時，C某是政府的高級顧問，後來成立的一家投資諮詢有限公司與谷開來有密切合作。
北大學生時代所結識的C某
事实上，C某与谷开来的情缘，早在薄熙来大连时期就已被薄发现，曾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被时任大连市国安局长车克民当场撞见。车曾任薄一波司机，一路追随薄熙来，此事薄熙来早已心知肚明。
在1980年代，C某就經由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王鐵崖，認識了還是北大法律系學生的谷開來。谷與C某一直聯繫密切，其英文名「Horus」就是C某建議的，而公司的英文名「Horas」與其只相差一個字母。得知薄熙來與大連電視臺主播張偉傑有染后，谷曾向C某哭訴稱自己睡不著覺，痛哭流涕。C某曾向香港《蘋果日報》形容，谷開來雖有理想、才氣，但「還是重視官夫人的威望」。然而在谷開來因海伍德被殺一案被判死緩之後，C某卻急於澄清自己與谷的關係，并因領袖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式政變》一書中寫道「谷開來和美籍商人C某搞了某投資公司，狂撈非法所得十億元人民幣」而將該書作者紀偉仁、出版發行人何頻告上法庭。
谷開來連同她身邊的男人們，隨著薄熙來的落馬，而紛紛陷入「不幸」，但這並不是一場「後宮爭鬥」的感情悲劇。對通過不正常途徑取得不正當利益的人而言，大樹下面雖然好乘涼，樹倒了卻難免被砸成重傷。谷開來自己的悲劇則不是不甘願做沉默的正室太太獨守空房，也不是沉溺於自己的才貌雙全和周圍眾人的虛情假意，而是因為自己的虛榮、對感情的渴望和對兒子的溺愛，為人所利用，最終徹底淪為他們向薄熙來行賄來獲取政治、經濟利益的管道。■
再祭毛論是緣木求魚
作者：公子明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薄熙來在胡溫时代先聲奪人、異軍突起的基本招數是：將已被「鄧理論」排擠到一邊、閒置了三十來年的「毛思想」、「毛語錄」，擂鼓揚幡，恭請回鑾。拉毛先帝大旗「作虎皮」，把自己裝扮成毛的「嫡派傳人」，企圖蠱惑天下，妄想號令全黨。
然而，在明眼人看來，這套把戲雖一時見效，卻十分有限。
毋庸諱言，在處心積慮的洗腦宣傳下，毛澤東曾一度被神化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但由此以為毛思想、毛理論、毛路線對今日中國社會仍將產生曾經的巨大魔力，那才叫大謬不然！
薄這類「紅二代」，鑒於自身經歷、利益與毛及其思想、理論、路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毛持有好感、迷信和崇拜，當屬合情合理。然而，他們很難乃至不能體會廣大中國民眾，尤其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毛式治國路線的憎惡、痛恨與反對。
眾所周知，毛澤東與蔣介石拼搶天下，使出两大「法寶」：一是用劫奪地主、富農土地分給貧苦農民的方式，換取「翻身農民」給共產黨提供取之不盡的兵源、糧餉和勞力；二是以「保障人民自由」、「為民主拼命」、「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等許諾，以及各種「禮賢下士」的精彩表演，贏得知識份子的充分信賴和廣泛支持，從而在民心向背的天秤上為共產黨放置了一塊舉足輕重的砝碼。於是乎，毛率中共稳獲勝券。
然而，當這位「偉大領袖」統率全黨全軍「上京趕考」成功，闖入中南海，登上金鑾殿，便勃然翻臉，「食言而肥」，忘恩負義地對兩大「法寶」予以踐踏和遺棄。
首先是驅逐民主，限制自由，拿知識份子開涮。從少年時代就以「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為崇高信條的毛，指斥「知識份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迅疾進行一連串的整肅、迫害。自1951年起，「思改」（「思想改造」）、「肅反」、「反右」，直至「文革」，難以計數的知識精英被批判、侮辱、流放、關押，甚而殺害。毛皇追慕秦帝大業，「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而且「青出於藍勝於藍」，一举圍殲了中華民族自19世紀末以來生成、積聚的學養最深厚、品格最忠純、襟抱最宏大、激情最奔放，堪稱歷史上最卓越的知識精英主體。1976年，以知識份子為主力的人民群眾，終於忍無可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引爆「四五運動」，向天下宣告了毛自詡「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及其「無產階級專政」治國路線的徹底破產，同時也昭示這位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紅色皇帝」，一如暴君嬴政，永遠失去了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信任和擁戴。
自古皆謂：「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滿清皇太極的首席智囊範文程說得更加透徹：「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而熟讀典籍、專攻「通鑒」的「偉大導師」，不知出於何種心術，偏偏就遺棄了這些真諦！
緊接著，毛太祖又將分給農民的土地全部收繳，設計了「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步驟，「口吐蓮花」、「手執鋼鞭」，向曾經對自己「恩重如山」的農民階級「反攻倒算」，最終亮出「土地革命」、「土地改革」這種騙局的底牌。
至於被「偉大舵手」譽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大眾，除了挑出若干似虎狼、若鷹犬、當牛馬、作豬羊的代表來裝點門面之外，所謂「翻身」、「作主」，更是「水月鏡花」！
凡此種種，讓廣大中國人民該如何體會「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該如何報答「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的無尚功德？
笔者曾作七律一首以抒鬱悶：「龍虎相爭日月昏，滔滔血淚轉乾坤。東方紅映金鑾殿，西漢術蒙新主人（註：西漢術，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剷除異己，統一思想。遂為歷朝承繼。新主人：1949年後，聲稱人民是「國家新主人」）。曠世宏謨皆蜃景，連年運動造冤魂。吾皇万岁可堪問：豪舉幾多為濟民？」
再說「偉大導師」的人品，也讓凡夫俗子們難以為情，羞於啟齒。這裏不妨簡要鋪陳一下：說他對民族「忠」吧，在抗日衛國戰爭中置中華民族大義於不顧，指示中共及其軍隊「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並在執政後對其日本友人稱頌「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他還追隨史達林硬是助推外蒙獨立。說他對父母「孝」吧，一直忤逆父親，做了黨魁後還自鳴得意地向洋鬼子誇耀自己如何小施伎倆，迫使家尊就範。說他對百姓「仁」吧，餓死幾千萬黎民，卻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幾片雞毛蒜皮」，無絲毫悔疚之意。說他對戰友「義」吧，從高崗、彭德懷，到林彪、劉少奇，統統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說他對諾言「信」吧，1957年3月，中共宣佈開展整風運動並熱誠歡迎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打消知識份子「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的膽怯心理，毛親自出面，邀請馮友蘭、賀麟、周谷城、費孝通等十來名教授到中南海，稱：「你們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出來，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並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佈：「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暗中卻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級幹部，說明之所以允許報紙發表鳴放言論，「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原來用的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陽謀」。說他「正」吧，有關他私生活放縱的回憶、傳聞很多，筆者不忍再「數風流人物」。思忖下來，其人格遺產，究竟有哪些可為百姓表率呢？作為一國之主、一黨之首，「上樑不正下樑歪」，其中相當成分已滲入黨國、民族的肌體、靈魂和基因之中。諸如背信棄義，草菅人命，說假話、空話、大話，「口言善，身行惡」，「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無所不用其極」，等等。薄熙來實在低估了毛這個亡靈的負能量！
毛思想的生存條件已不存在
或許，薄以為毛的理論可做「批判的武器」。然則，毛理論幾乎全是用來翻天覆地的，對於經世濟民毫無建樹。那場由他老人家踢開周恩來，親自統帥的瘋狂「大躍進」，最終「成就」廢鐵一堆、餓殍千萬，不是驗證過了萬歲爺「文治」的雄才大略了麼？對於已經轉型為「執政黨」的中共來說，還能派點啥用場？君不知，進入21世紀，毛澤東及其思想體系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種種條件，由物質到精神，自國內至世界，皆已發生根本變化，企圖重振「毛風」，何異緣木求魚！
不知薄書記想過沒，在世界大勢浩浩蕩蕩，資訊洪流滾滾滔滔，民眾覺悟蓬蓬勃勃的今天，重舉毛旗，再祭毛論，復辟毛路，能招募幾多英才？嘯聚幾多信徒？收穫幾多正果？再說，那「青龍偃月刀」，只有關雲長玩得轉，別人哪怕提一提，都會覺得累！
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刻舟求劍，照貓畫虎，至多不過是給歷史「笑林」添些油加點醋罷了！■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薄熙來在胡溫时代先聲奪人、異軍突起的基本招數是：將已被「鄧理論」排擠到一邊、閒置了三十來年的「毛思想」、「毛語錄」，擂鼓揚幡，恭請回鑾。拉毛先帝大旗「作虎皮」，把自己裝扮成毛的「嫡派傳人」，企圖蠱惑天下，妄想號令全黨。
然而，在明眼人看來，這套把戲雖一時見效，卻十分有限。
毋庸諱言，在處心積慮的洗腦宣傳下，毛澤東曾一度被神化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但由此以為毛思想、毛理論、毛路線對今日中國社會仍將產生曾經的巨大魔力，那才叫大謬不然！
薄這類「紅二代」，鑒於自身經歷、利益與毛及其思想、理論、路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毛持有好感、迷信和崇拜，當屬合情合理。然而，他們很難乃至不能體會廣大中國民眾，尤其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毛式治國路線的憎惡、痛恨與反對。
眾所周知，毛澤東與蔣介石拼搶天下，使出两大「法寶」：一是用劫奪地主、富農土地分給貧苦農民的方式，換取「翻身農民」給共產黨提供取之不盡的兵源、糧餉和勞力；二是以「保障人民自由」、「為民主拼命」、「共產黨絕不搞一黨專政」等許諾，以及各種「禮賢下士」的精彩表演，贏得知識份子的充分信賴和廣泛支持，從而在民心向背的天秤上為共產黨放置了一塊舉足輕重的砝碼。於是乎，毛率中共稳獲勝券。
然而，當這位「偉大領袖」統率全黨全軍「上京趕考」成功，闖入中南海，登上金鑾殿，便勃然翻臉，「食言而肥」，忘恩負義地對兩大「法寶」予以踐踏和遺棄。
首先是驅逐民主，限制自由，拿知識份子開涮。從少年時代就以「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為崇高信條的毛，指斥「知識份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迅疾進行一連串的整肅、迫害。自1951年起，「思改」（「思想改造」）、「肅反」、「反右」，直至「文革」，難以計數的知識精英被批判、侮辱、流放、關押，甚而殺害。毛皇追慕秦帝大業，「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而且「青出於藍勝於藍」，一举圍殲了中華民族自19世紀末以來生成、積聚的學養最深厚、品格最忠純、襟抱最宏大、激情最奔放，堪稱歷史上最卓越的知識精英主體。1976年，以知識份子為主力的人民群眾，終於忍無可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引爆「四五運動」，向天下宣告了毛自詡「一生幹了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及其「無產階級專政」治國路線的徹底破產，同時也昭示這位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紅色皇帝」，一如暴君嬴政，永遠失去了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信任和擁戴。
自古皆謂：「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滿清皇太極的首席智囊範文程說得更加透徹：「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而熟讀典籍、專攻「通鑒」的「偉大導師」，不知出於何種心術，偏偏就遺棄了這些真諦！
緊接著，毛太祖又將分給農民的土地全部收繳，設計了「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步驟，「口吐蓮花」、「手執鋼鞭」，向曾經對自己「恩重如山」的農民階級「反攻倒算」，最終亮出「土地革命」、「土地改革」這種騙局的底牌。
至於被「偉大舵手」譽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大眾，除了挑出若干似虎狼、若鷹犬、當牛馬、作豬羊的代表來裝點門面之外，所謂「翻身」、「作主」，更是「水月鏡花」！
凡此種種，讓廣大中國人民該如何體會「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該如何報答「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的無尚功德？
笔者曾作七律一首以抒鬱悶：「龍虎相爭日月昏，滔滔血淚轉乾坤。東方紅映金鑾殿，西漢術蒙新主人（註：西漢術，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剷除異己，統一思想。遂為歷朝承繼。新主人：1949年後，聲稱人民是「國家新主人」）。曠世宏謨皆蜃景，連年運動造冤魂。吾皇万岁可堪問：豪舉幾多為濟民？」
再說「偉大導師」的人品，也讓凡夫俗子們難以為情，羞於啟齒。這裏不妨簡要鋪陳一下：說他對民族「忠」吧，在抗日衛國戰爭中置中華民族大義於不顧，指示中共及其軍隊「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並在執政後對其日本友人稱頌「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他還追隨史達林硬是助推外蒙獨立。說他對父母「孝」吧，一直忤逆父親，做了黨魁後還自鳴得意地向洋鬼子誇耀自己如何小施伎倆，迫使家尊就範。說他對百姓「仁」吧，餓死幾千萬黎民，卻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幾片雞毛蒜皮」，無絲毫悔疚之意。說他對戰友「義」吧，從高崗、彭德懷，到林彪、劉少奇，統統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說他對諾言「信」吧，1957年3月，中共宣佈開展整風運動並熱誠歡迎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打消知識份子「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的膽怯心理，毛親自出面，邀請馮友蘭、賀麟、周谷城、費孝通等十來名教授到中南海，稱：「你們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出來，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並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佈：「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暗中卻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級幹部，說明之所以允許報紙發表鳴放言論，「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原來用的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陽謀」。說他「正」吧，有關他私生活放縱的回憶、傳聞很多，筆者不忍再「數風流人物」。思忖下來，其人格遺產，究竟有哪些可為百姓表率呢？作為一國之主、一黨之首，「上樑不正下樑歪」，其中相當成分已滲入黨國、民族的肌體、靈魂和基因之中。諸如背信棄義，草菅人命，說假話、空話、大話，「口言善，身行惡」，「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無所不用其極」，等等。薄熙來實在低估了毛這個亡靈的負能量！
毛思想的生存條件已不存在
或許，薄以為毛的理論可做「批判的武器」。然則，毛理論幾乎全是用來翻天覆地的，對於經世濟民毫無建樹。那場由他老人家踢開周恩來，親自統帥的瘋狂「大躍進」，最終「成就」廢鐵一堆、餓殍千萬，不是驗證過了萬歲爺「文治」的雄才大略了麼？對於已經轉型為「執政黨」的中共來說，還能派點啥用場？君不知，進入21世紀，毛澤東及其思想體系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種種條件，由物質到精神，自國內至世界，皆已發生根本變化，企圖重振「毛風」，何異緣木求魚！
不知薄書記想過沒，在世界大勢浩浩蕩蕩，資訊洪流滾滾滔滔，民眾覺悟蓬蓬勃勃的今天，重舉毛旗，再祭毛論，復辟毛路，能招募幾多英才？嘯聚幾多信徒？收穫幾多正果？再說，那「青龍偃月刀」，只有關雲長玩得轉，別人哪怕提一提，都會覺得累！
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刻舟求劍，照貓畫虎，至多不過是給歷史「笑林」添些油加點醋罷了！■
江澤民與薄家的親密關係
作者：公子明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薄熙來轟然倒下了。琢磨這位才智過人，氣焰壓群的紅二代怪傑狠勁跳蕩、疾速墜落的仕宦軌跡，倒是十分耐人尋味。
在薄熙來的政治生涯中，老子薄一波是他的第一推手。老薄看好這個兒子，原因實在怪誕。有個叫楊光的作者曾在《我所經歷的歷史故事：劉少奇叛徒罪是這樣被認定的》一書中記載著：「1983年，楊秉城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薄一波感慨的說：『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家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佈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裏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薄老爹真可謂是「別具只眼」，居然把兒子的這種兇殘之極，禽獸不如的行徑視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超常素質，豈不混賬！後來，曾受胡耀邦「再造之恩」的薄老兒在胡遭黨內大佬「逼宮」時，背恩負義，落井下石，讓天下人頓悟：這才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1984年，深諳中共官場「只有下去，才能上來」這條「培養」蹊徑的薄熙來，到遼寧省金縣擔任縣委副書記。當時的大連市委書記崔榮漢是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的山西老鄉。薄親自打電話給崔，弦外有音地囑咐：「兒子交給你，我一百個放心，你看著辦吧！」崔馬上答應，旋作安排。薄熙來以電視劇《新星》裏的李向南自命，非要幹出一番別開生面的業績來。他不懂農業，成天背個相機東走西跑，一會搞農民銅管樂隊表演，一會建「關向應廣場」，再不就搞拳擊比賽、美女服裝模特學校等等。引起當地官員不滿，認為這些花裏胡哨的東西勞民傷財。數十個地方官員聯名上書市委、省委，要求將薄調離。薄派年輕貌美、能說會道的谷開來四出活動，對一些地方官員展開外交公關。做通了好幾個市委常委工作，才使薄轉危為安。
薄從金縣起步，花了整整8年時間，剛剛爬到遼寧省大連市委常委、副市長」的臺階。
姍姍來遲卻隆隆作響的轉機終於在1992年抵達。薄熙來的仕途上出現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大貴人」，那就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江澤民。
薄一波三度有恩於江澤民
毛澤東有句名言，叫做：「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江總書記對薄的青睞、栽培和重用，當然有緣有故。可以說，這是江對薄家銜環結草，投桃報李。因為在江即位和保位過程中，薄一波至少三度成為江的重要「貴人」。
第一次是在「六四血案」發生前。1989年4月15日因胡耀邦去世引發全國學潮，在而後的《世界經濟導報》及北京「軍事戒嚴」等事件中，江的做法和表態深得鄧及黨內諸大佬的贊許。在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力薦下，鄧同意讓江澤民取代趙紫陽。
第二次是在江即位後不久。東歐土崩，蘇聯解體。一向善於在政治上觀星象、察風雲的江，以為這是向黨內及天下臣民展現自己不世之才的千載良機，遵循「捍衛紅色政權」的思維定勢，想當然地定策「反和平演變」。江萬萬沒有想到，此舉觸犯了鄧老爺子的大忌——走回頭路，重搞毛澤東、史達林「階級鬥爭」那一套，我鄧某人倡導的改革開放豈不被否定（已經有人躍躍欲試，在質疑改革開放「姓社」、「姓資」了）？那鄙人還有啥勞什子歷史地位可言？於是鄧「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大大動搖了對江的信任和支持，甚至打算「換馬」，還醞釀再次起用被軟禁的趙紫陽（趙卻不為所動）。後來鬧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於1992年1月中奮袂而起，在女兒鄧楠陪伴下開始「南巡」，大講「春天的故事」，並一路讓人給「中央」帶話：「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 ，「誰不改革誰下臺！」江聞說得罪了把握軍權的太上皇，那還了得，自然要「觳觫不止」了。據說，在江推車碰壁、生死存亡之際，薄一波對鄧老兄悠悠地問了句：「已經一而再，還要再而三麼？」，仿佛給鄧服了一帖清醒劑，豁然意解；再加經過汪道涵、曾慶紅的竭力運籌，江趕緊改弦易轍。於是，鄧便趁勢落篷，放江一碼。
第三次是在1995年。早就獲悉鄧、江出現罅隙，歷來對江不以為然的陳希同企圖發難，串聯地方諸侯，收集江施政失誤，向鄧小平打「小報告」，暗示江不稱職；並舉報江父是漢奸。鄧此時身體欠佳，委託薄一波處理。薄高瞻遠矚，借機出手，追加政治投資, 於是把江叫來，暗通款曲，使之轉危為安。
薄熙来極力讨好江澤民
此等如山之恩，深諳江湖規矩的江豈能不報！
江何等樣人？他心裏明鏡似的清楚這位薄公心之所系，情之所鐘！既然手握權杖，何不厚封重賞？自1992年開始，薄公寵兒熙來在幾年裏「進步」神速，先後出任大連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
當然，「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己。」薄熙來本非「池中之物」。其主政大連期間，招商引資成績卓著，全市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於東北其他城市，成為東北地區第一大經濟城市；他多方安置失業工人，點子很多，平穩度過了東北國企改革中「大下崗」的艱危時期；同時仿效發達國家城市，制定並實施了系統的規劃，全方位改善大連的自然環境、市容市貌和基礎建設，是大陸地方官員中施行「國際化城市規劃」的先行者。歷經七年，將大連由一個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工業城市，轉變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和國際會議及展覽中心；大連首創 「足球節」、「國際服裝節」、「美容美髮節」等城市文化品牌，由此被譽為 「北方明珠」，成為中國大陸最宜居城市之一。
薄熙來燦若繁花的政績，讓總書記很感欣慰，說明自己慧眼識英。決定進一步予以考察、拔擢和重用。
正是湊巧，機緣說來就來了。
大連市，到1999年將過百歲生日，市委市政府擬搞隆重慶祝活動，心機多端的薄熙來則別有所圖。他絞盡腦汁，借大連百年慶典為藉口，親自帶領人馬赴京求見江主席，抬出「大連百年，大連550萬人民渴望領導親筆題字」的宏大藉口，說動江為其題寫了「百年風雨洗禮，北方明珠生輝」十二個字。江高興之餘還表示，將親自去大連考察。
這下可樂壞了薄市長，這個難逢契機，輕易豈能放過！
他極盡才思，千方貼近總書記，百計討好江澤民。於是乎親自導演，抓緊排練。
1999年8月10日至15日，江帶領吳邦國等人，在瀋陽，鞍山等地進行巡視之後，趕到大連召開「東北和華北地區八省市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爾後身不由己地走上薄熙來為之搭建的舞臺。
根據薄的指示，在「沈大」、「前鹽」高速路口至大連棒棰島賓館途中兩側道邊，鋪種一路草坪，外加方磚步道，還在中山路上懸掛江澤民巨幅畫像，旁邊輔以江的題辭：「百年風雨洗禮，北方名珠生輝」。薄用心細密，指示畫像兩面設計的尺寸顏色圖案一點不差。江在8月20日上午參觀中國科學院化物所，該所新址在風景秀麗的星海灣。薄讓下屬買通司機，故意在車輛到達中山路松山街時，放慢速度。果然，江看到了自己的巨幅畫像，在車輛駛過幾秒鐘之後，又意猶未盡地轉過頭望。至於離賓館3000米以內區域，薄更是煞費苦心。
在有可能緩行的坡道與茬道附近，佈置了扮成市民的「特務」，整天在周遭徘徊、恭候。果然，江澤民一下車，這些「市民」，立即圍攏過去，又鼓掌，又歡呼，都用標準大連話，復述「經典臺詞」，諸如「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之類，熱烈誇讚薄市長。更有一婦女告訴江，她是下崗工人，被政府認真安排新職業，具體辦理的部門是大連勞動局下屬「戚秀玉職業介紹所」。稱頌「這都是俺薄市長抓的緊呀！」其實此人是大連西崗區政府的一個副科長！還攢了500元演出費。
功夫不負有心人。薄的出色表演，讓江主席龍心大悅。就在江大連之行期間，中共中央宣佈撤換于學祥，由薄接任市委書記。
這次江澤民率領全家老小一同到大連。外人聞知要為長孫江志成過生日，實際上是慶賀自己的壽誕。請注意，江的生日是8月17日！江在大連從8月16日一直待到20日，他「慶生」不僅是在大連，而且薄熙來一家都為他祝壽。可見彼此關係的突飛猛進。友人覓到的幾張照片，足以證明。
此後薄熙來「春風得意馬蹄疾」，1999年—2000年升遼寧省委副書記、代省長；2001－2004年遷遼寧省省長；2004－2007年提商務部部長、黨組書記；2007年晉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胡、溫於2002年主政，對前朝寵臣照例優容。直至薄先因跋扈專權與吳儀不睦，驅離內閣；後又為張狂問鼎，向中央叫板，斷送前程。他辜負了江的悉心扶植。
華表暴露薄熙來豪強桀雄之心
在大連期間江看到一根高達20米的漢白玉石柱，也就是國人所說的「華表」。江頗顯不悅地問隨從，「他們究竟要這麼高大的華表幹嘛？」也許，此時江對薄隱隱產生了憂懼，以江的學識，他不難揣測這位薄三公子的豪強桀雄之心。所以，當薄成為眾矢之的時，江不肯再施援手了。薄於是大輸，他輸在「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輸在「好勝必敗，務名多毀」；輸在「驟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薄熙來轟然倒下了。琢磨這位才智過人，氣焰壓群的紅二代怪傑狠勁跳蕩、疾速墜落的仕宦軌跡，倒是十分耐人尋味。
在薄熙來的政治生涯中，老子薄一波是他的第一推手。老薄看好這個兒子，原因實在怪誕。有個叫楊光的作者曾在《我所經歷的歷史故事：劉少奇叛徒罪是這樣被認定的》一書中記載著：「1983年，楊秉城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薄一波感慨的說：『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家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佈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裏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薄老爹真可謂是「別具只眼」，居然把兒子的這種兇殘之極，禽獸不如的行徑視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超常素質，豈不混賬！後來，曾受胡耀邦「再造之恩」的薄老兒在胡遭黨內大佬「逼宮」時，背恩負義，落井下石，讓天下人頓悟：這才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1984年，深諳中共官場「只有下去，才能上來」這條「培養」蹊徑的薄熙來，到遼寧省金縣擔任縣委副書記。當時的大連市委書記崔榮漢是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的山西老鄉。薄親自打電話給崔，弦外有音地囑咐：「兒子交給你，我一百個放心，你看著辦吧！」崔馬上答應，旋作安排。薄熙來以電視劇《新星》裏的李向南自命，非要幹出一番別開生面的業績來。他不懂農業，成天背個相機東走西跑，一會搞農民銅管樂隊表演，一會建「關向應廣場」，再不就搞拳擊比賽、美女服裝模特學校等等。引起當地官員不滿，認為這些花裏胡哨的東西勞民傷財。數十個地方官員聯名上書市委、省委，要求將薄調離。薄派年輕貌美、能說會道的谷開來四出活動，對一些地方官員展開外交公關。做通了好幾個市委常委工作，才使薄轉危為安。
薄從金縣起步，花了整整8年時間，剛剛爬到遼寧省大連市委常委、副市長」的臺階。
姍姍來遲卻隆隆作響的轉機終於在1992年抵達。薄熙來的仕途上出現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大貴人」，那就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江澤民。
薄一波三度有恩於江澤民
毛澤東有句名言，叫做：「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江總書記對薄的青睞、栽培和重用，當然有緣有故。可以說，這是江對薄家銜環結草，投桃報李。因為在江即位和保位過程中，薄一波至少三度成為江的重要「貴人」。
第一次是在「六四血案」發生前。1989年4月15日因胡耀邦去世引發全國學潮，在而後的《世界經濟導報》及北京「軍事戒嚴」等事件中，江的做法和表態深得鄧及黨內諸大佬的贊許。在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力薦下，鄧同意讓江澤民取代趙紫陽。
第二次是在江即位後不久。東歐土崩，蘇聯解體。一向善於在政治上觀星象、察風雲的江，以為這是向黨內及天下臣民展現自己不世之才的千載良機，遵循「捍衛紅色政權」的思維定勢，想當然地定策「反和平演變」。江萬萬沒有想到，此舉觸犯了鄧老爺子的大忌——走回頭路，重搞毛澤東、史達林「階級鬥爭」那一套，我鄧某人倡導的改革開放豈不被否定（已經有人躍躍欲試，在質疑改革開放「姓社」、「姓資」了）？那鄙人還有啥勞什子歷史地位可言？於是鄧「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大大動搖了對江的信任和支持，甚至打算「換馬」，還醞釀再次起用被軟禁的趙紫陽（趙卻不為所動）。後來鬧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於1992年1月中奮袂而起，在女兒鄧楠陪伴下開始「南巡」，大講「春天的故事」，並一路讓人給「中央」帶話：「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 ，「誰不改革誰下臺！」江聞說得罪了把握軍權的太上皇，那還了得，自然要「觳觫不止」了。據說，在江推車碰壁、生死存亡之際，薄一波對鄧老兄悠悠地問了句：「已經一而再，還要再而三麼？」，仿佛給鄧服了一帖清醒劑，豁然意解；再加經過汪道涵、曾慶紅的竭力運籌，江趕緊改弦易轍。於是，鄧便趁勢落篷，放江一碼。
第三次是在1995年。早就獲悉鄧、江出現罅隙，歷來對江不以為然的陳希同企圖發難，串聯地方諸侯，收集江施政失誤，向鄧小平打「小報告」，暗示江不稱職；並舉報江父是漢奸。鄧此時身體欠佳，委託薄一波處理。薄高瞻遠矚，借機出手，追加政治投資, 於是把江叫來，暗通款曲，使之轉危為安。
薄熙来極力讨好江澤民
此等如山之恩，深諳江湖規矩的江豈能不報！
江何等樣人？他心裏明鏡似的清楚這位薄公心之所系，情之所鐘！既然手握權杖，何不厚封重賞？自1992年開始，薄公寵兒熙來在幾年裏「進步」神速，先後出任大連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
當然，「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己。」薄熙來本非「池中之物」。其主政大連期間，招商引資成績卓著，全市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於東北其他城市，成為東北地區第一大經濟城市；他多方安置失業工人，點子很多，平穩度過了東北國企改革中「大下崗」的艱危時期；同時仿效發達國家城市，制定並實施了系統的規劃，全方位改善大連的自然環境、市容市貌和基礎建設，是大陸地方官員中施行「國際化城市規劃」的先行者。歷經七年，將大連由一個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工業城市，轉變為一個國際旅遊城市和國際會議及展覽中心；大連首創 「足球節」、「國際服裝節」、「美容美髮節」等城市文化品牌，由此被譽為 「北方明珠」，成為中國大陸最宜居城市之一。
薄熙來燦若繁花的政績，讓總書記很感欣慰，說明自己慧眼識英。決定進一步予以考察、拔擢和重用。
正是湊巧，機緣說來就來了。
大連市，到1999年將過百歲生日，市委市政府擬搞隆重慶祝活動，心機多端的薄熙來則別有所圖。他絞盡腦汁，借大連百年慶典為藉口，親自帶領人馬赴京求見江主席，抬出「大連百年，大連550萬人民渴望領導親筆題字」的宏大藉口，說動江為其題寫了「百年風雨洗禮，北方明珠生輝」十二個字。江高興之餘還表示，將親自去大連考察。
這下可樂壞了薄市長，這個難逢契機，輕易豈能放過！
他極盡才思，千方貼近總書記，百計討好江澤民。於是乎親自導演，抓緊排練。
1999年8月10日至15日，江帶領吳邦國等人，在瀋陽，鞍山等地進行巡視之後，趕到大連召開「東北和華北地區八省市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爾後身不由己地走上薄熙來為之搭建的舞臺。
根據薄的指示，在「沈大」、「前鹽」高速路口至大連棒棰島賓館途中兩側道邊，鋪種一路草坪，外加方磚步道，還在中山路上懸掛江澤民巨幅畫像，旁邊輔以江的題辭：「百年風雨洗禮，北方名珠生輝」。薄用心細密，指示畫像兩面設計的尺寸顏色圖案一點不差。江在8月20日上午參觀中國科學院化物所，該所新址在風景秀麗的星海灣。薄讓下屬買通司機，故意在車輛到達中山路松山街時，放慢速度。果然，江看到了自己的巨幅畫像，在車輛駛過幾秒鐘之後，又意猶未盡地轉過頭望。至於離賓館3000米以內區域，薄更是煞費苦心。
在有可能緩行的坡道與茬道附近，佈置了扮成市民的「特務」，整天在周遭徘徊、恭候。果然，江澤民一下車，這些「市民」，立即圍攏過去，又鼓掌，又歡呼，都用標準大連話，復述「經典臺詞」，諸如「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之類，熱烈誇讚薄市長。更有一婦女告訴江，她是下崗工人，被政府認真安排新職業，具體辦理的部門是大連勞動局下屬「戚秀玉職業介紹所」。稱頌「這都是俺薄市長抓的緊呀！」其實此人是大連西崗區政府的一個副科長！還攢了500元演出費。
功夫不負有心人。薄的出色表演，讓江主席龍心大悅。就在江大連之行期間，中共中央宣佈撤換于學祥，由薄接任市委書記。
這次江澤民率領全家老小一同到大連。外人聞知要為長孫江志成過生日，實際上是慶賀自己的壽誕。請注意，江的生日是8月17日！江在大連從8月16日一直待到20日，他「慶生」不僅是在大連，而且薄熙來一家都為他祝壽。可見彼此關係的突飛猛進。友人覓到的幾張照片，足以證明。
此後薄熙來「春風得意馬蹄疾」，1999年—2000年升遼寧省委副書記、代省長；2001－2004年遷遼寧省省長；2004－2007年提商務部部長、黨組書記；2007年晉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胡、溫於2002年主政，對前朝寵臣照例優容。直至薄先因跋扈專權與吳儀不睦，驅離內閣；後又為張狂問鼎，向中央叫板，斷送前程。他辜負了江的悉心扶植。
華表暴露薄熙來豪強桀雄之心
在大連期間江看到一根高達20米的漢白玉石柱，也就是國人所說的「華表」。江頗顯不悅地問隨從，「他們究竟要這麼高大的華表幹嘛？」也許，此時江對薄隱隱產生了憂懼，以江的學識，他不難揣測這位薄三公子的豪強桀雄之心。所以，當薄成為眾矢之的時，江不肯再施援手了。薄於是大輸，他輸在「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輸在「好勝必敗，務名多毀」；輸在「驟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
新香港人是香港價值的守護者
作者：陳功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心懷對香港的深深感激之情，轉眼之間就已度過十餘年的新香港人時光。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香港人，本人尊重一切言論人，同時也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即使有意見分歧也是如此。香港的核心價值可解釋為自由、 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公正、多元和包容，因此這樣的一份尊重之情，本來就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體現。
最近看到的一篇由李怡先生撰寫的有關新香港人的文字，深感內中不少觀點，過於偏激，與事實相距甚遠，與香港的核心價值偏離甚遠，遺憾之下認為有必要寫上幾行文字，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
李生的言論值得注意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拿中美政治影射新香港人尤其是大陸來的人都是奴才、刁民；其次是斷言新香港人尤其是大陸人的公德、私德均很差。第三是將新香港人、大陸人歸類為梁振英先生的支持者。李生是香港著名的言論人，但言論如此極端，如此偏激，如此歧視，令人不免想起王爾德頗有諷刺意味的一句名言：良心會使每個人都成為利己主義者。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香港也擁有許許多多的移民。當年鄧小平說要「送一千萬中國人自由移民到美國」的故事人所皆知，但此後其實美國並未採用任何理由來阻擋中國移民到美國的步伐。相反的是，美國對中國移民的歡迎程度超過了很多人的想像。美國移民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共有2969名中國公民申請了投資移民的EB-5簽證，其中有934人獲得批准，在EB-5簽證總申請人數中，中國人占到了75%。美國人似乎非常歡迎中國人以及他們投資的到來，而歐洲的情況也差不多，甚至條件更為優厚。
若干年以來，香港也湧入了大批移民，這其中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也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人，他們都是「新香港人」。現在的700萬香港人中，40%都是新香港人，這是現實，也是香港經濟活力的來源。所以，不要動不動就跟美國來比，香港並不在太平洋的另一邊，而且即便是美國，也非但沒有拒絕中國的移民，相反還在不斷增加中國的移民。
再議公德和私德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評判標準，但也與歷史、時間的融合和文化習俗有關。有些大陸來的新香港人，其行為確有缺陷，如隨地吐痰，車廂中吃食，甚至有更惡劣的事情發生，但這些行為即便是在大陸也遭到了排山倒海般的譴責，並不只有香港人看不慣。而有些事情，其實還與文化習俗尤其是誤解有關。如有一次本人乘的士從港島經西隧到東涌，買單的時候，拿出500元的鈔票，找頭200元，我問的士司機「夠不夠」，意思是過隧道和大橋的費用是否收了？
但他誤解為我嫌找頭少了，我用英語解釋一下，雙方拍肩大笑而別。但如果不會講英語或粵語，這個誤會可能就會存在下去，也會形成一種印象，這就是文化差異造成的問題。
新香港人以及大陸人有公德與私德均差的人，但也有大批的高質素的專業人士，他們活躍於香港的金融界，影響力遠超香港，為香港社會帶來了榮譽和經濟貢獻。客觀的說，公德與私德並非是移民標準，香港歷史上的移民也不是公德、私德均達致極高水平的移民。
默多克是美國的移民，但他通過竊聽搞報業的道德水準又是如何？關鍵問題是，你如果對香港社會真的有信心，那麼你會看到即便是個人的私德也會為環境所約束、所改變，就像有些不太講究的中國人到了美國也變得如同「模範公民」一樣。
最後講講新香港人與梁振英先生的關係。
其實，政治與移民並無直接關係，硬要將之牽扯到一起，本身就有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考量在裡面。新香港人以及大陸來的移民並非一定會支持梁振英先生，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一個有民主、講公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是否支持梁振英先生，完全是一種個人的選擇。所以，認為大陸來的人一定會支持梁振英先生，這樣講是沒有道理的，一併將幾百萬新香港人劃到梁振英先生的政治隊列當中，若非愚蠢也絕非是明智的見識。
很多人所忽略的一點是，對於新香港人來說，吸引他們移民到香港來的，恰恰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核心價值，在他們原有所居的地方，遠沒有達到和實現香港這般完美，這是他們青睞香港，選擇香港的根本原因。
所以，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新香港人與見慣識慣的香港人有所不同，他們其實更在意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更在意香港的未來，原因很簡單，他們就是為了這個跨海而來的。
士林之大，無奇不有，自古皆然。希望未來的香港，依舊是一個多元、包容、理性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新老港人共享未來希望的社會。■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心懷對香港的深深感激之情，轉眼之間就已度過十餘年的新香港人時光。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香港人，本人尊重一切言論人，同時也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即使有意見分歧也是如此。香港的核心價值可解釋為自由、 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公正、多元和包容，因此這樣的一份尊重之情，本來就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體現。
最近看到的一篇由李怡先生撰寫的有關新香港人的文字，深感內中不少觀點，過於偏激，與事實相距甚遠，與香港的核心價值偏離甚遠，遺憾之下認為有必要寫上幾行文字，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
李生的言論值得注意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拿中美政治影射新香港人尤其是大陸來的人都是奴才、刁民；其次是斷言新香港人尤其是大陸人的公德、私德均很差。第三是將新香港人、大陸人歸類為梁振英先生的支持者。李生是香港著名的言論人，但言論如此極端，如此偏激，如此歧視，令人不免想起王爾德頗有諷刺意味的一句名言：良心會使每個人都成為利己主義者。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香港也擁有許許多多的移民。當年鄧小平說要「送一千萬中國人自由移民到美國」的故事人所皆知，但此後其實美國並未採用任何理由來阻擋中國移民到美國的步伐。相反的是，美國對中國移民的歡迎程度超過了很多人的想像。美國移民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共有2969名中國公民申請了投資移民的EB-5簽證，其中有934人獲得批准，在EB-5簽證總申請人數中，中國人占到了75%。美國人似乎非常歡迎中國人以及他們投資的到來，而歐洲的情況也差不多，甚至條件更為優厚。
若干年以來，香港也湧入了大批移民，這其中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也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人，他們都是「新香港人」。現在的700萬香港人中，40%都是新香港人，這是現實，也是香港經濟活力的來源。所以，不要動不動就跟美國來比，香港並不在太平洋的另一邊，而且即便是美國，也非但沒有拒絕中國的移民，相反還在不斷增加中國的移民。
再議公德和私德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評判標準，但也與歷史、時間的融合和文化習俗有關。有些大陸來的新香港人，其行為確有缺陷，如隨地吐痰，車廂中吃食，甚至有更惡劣的事情發生，但這些行為即便是在大陸也遭到了排山倒海般的譴責，並不只有香港人看不慣。而有些事情，其實還與文化習俗尤其是誤解有關。如有一次本人乘的士從港島經西隧到東涌，買單的時候，拿出500元的鈔票，找頭200元，我問的士司機「夠不夠」，意思是過隧道和大橋的費用是否收了？
但他誤解為我嫌找頭少了，我用英語解釋一下，雙方拍肩大笑而別。但如果不會講英語或粵語，這個誤會可能就會存在下去，也會形成一種印象，這就是文化差異造成的問題。
新香港人以及大陸人有公德與私德均差的人，但也有大批的高質素的專業人士，他們活躍於香港的金融界，影響力遠超香港，為香港社會帶來了榮譽和經濟貢獻。客觀的說，公德與私德並非是移民標準，香港歷史上的移民也不是公德、私德均達致極高水平的移民。
默多克是美國的移民，但他通過竊聽搞報業的道德水準又是如何？關鍵問題是，你如果對香港社會真的有信心，那麼你會看到即便是個人的私德也會為環境所約束、所改變，就像有些不太講究的中國人到了美國也變得如同「模範公民」一樣。
最後講講新香港人與梁振英先生的關係。
其實，政治與移民並無直接關係，硬要將之牽扯到一起，本身就有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考量在裡面。新香港人以及大陸來的移民並非一定會支持梁振英先生，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一個有民主、講公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是否支持梁振英先生，完全是一種個人的選擇。所以，認為大陸來的人一定會支持梁振英先生，這樣講是沒有道理的，一併將幾百萬新香港人劃到梁振英先生的政治隊列當中，若非愚蠢也絕非是明智的見識。
很多人所忽略的一點是，對於新香港人來說，吸引他們移民到香港來的，恰恰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核心價值，在他們原有所居的地方，遠沒有達到和實現香港這般完美，這是他們青睞香港，選擇香港的根本原因。
所以，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新香港人與見慣識慣的香港人有所不同，他們其實更在意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更在意香港的未來，原因很簡單，他們就是為了這個跨海而來的。
士林之大，無奇不有，自古皆然。希望未來的香港，依舊是一個多元、包容、理性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新老港人共享未來希望的社會。■
2013/11/1
《風聲》第一期 社論：不能忘卻的香港價值
香港的政治風聲越來越緊，「佔中」反「佔中」，「倒梁」反「倒梁」，「泛民」對「建制」，嘶聲力竭的互鬥，義憤填膺的批判壓倒一切。還延伸至「蝗虫論」、「強國人」、「中港矛盾」及對後來者的歧視。爭議各方都聲稱代表香港社會的「正義和良心」。卻也恰恰正是這些對立雙方拼死拼活的「正義和良心」的廝殺，讓香港斯文掃地，文明退色，悄然撕裂了東方之珠連帶社會認同的香港核心價值。
堅守香港核心價值是近年港人不斷發出的呼籲。社會轉型中，以商業為核心利益的香港正被政治化的香港覆蓋，不顧商業、社會利益的政治行動超越其上，長期遵循商業之道中形成的社會規則、尊重多元的理念，被人不屑一顧的拋棄，香港百多年建樹立業的價值支撐，正在社會轉型中令人擔憂的受到沖撀甚至慢慢流失。
不斷放大的雜音，越來越偏離香港多年來獲得輝煌的價值依賴。浮濫的隨心所欲，正營造一個躁鬱的香港。近年來的政治較量導致社會撕裂、人心不穩，都在以丟失香港的核心價值為代價。對政府承諾的政改失去信心，公然稱將以身試法作抗命；大街上看不慣警察的所作所為可隨意辱罵；特首梁振英落區，護衛安全的，除了警隊還有黑幫紋身大漢；在街上鬥大聲、鬥惡相的激進勢力，除了泛民，還有建制派的支持者；因為早來香港幾年，就可以惡言相向大聲阻攔後來者，更有侮辱性的言行指責新移民和內地客等等，這和香港國際城市形象不符，更與香港固有的價值背道而行。
2004年6月7日，近300位來自香港42個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那時的宣言就直指，回歸以來，香港的核心價值備受衝擊，與港人歷來所追求的目標愈來愈遠，呼籲市民齊以言論和行動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免令香港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
每一個社會，每一重要時刻，都有適合這個社會發展的價值觀，由此形成社會的特質。香港，不僅是地域概念，還有文化層面、生活方式、待人取態等構成的軟形象。香港在過去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撐這些經驗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的一些體現香港優勢的核心價值。愈來愈多港人亦已認同，在追求生活質素提升的同時，也應本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價值，強調公民參與，致力跨代社會公義，尋求人本的經濟發展，並重視環境保護及人與自然和諧。
值得提出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應是排他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是香港的目標追求，只要認同這樣的價值，都值得多元的香港社會包容、尊重，「和平仁愛」的對待。香港得益於中國大陸不開放或者開始開放，在中國改革開放中，香港人以自己的熱忱參與其中，在內地華東水災、四川地震中等內地災難面前，香港人血濃於水所表現的核心價一直得到贊賞，獲得掌聲。
這些年，內地經濟發展了，社會開放了，與兩地更為融合。香港卻冒起抗拒內地和排外思潮，面對激烈競爭，無力感與挫折感日趨沉重下，有人拋棄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切割內地，拒絕同胞，這不能不令人擔憂。核心價值的動搖，將削弱香港的管治質素與營商環境，並破壞社會的制度理性與凝聚力，並會極大的破壞社會穩定。
香港一向是「移民城市」，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就是不斷張開雙臂，在擁抱自由、民主、平等的核心價值，在擁抱公平、公正、融容的理念，在擁抱向往香港價值而聚集起來的志同道合者中一路走來。先來者是香港人，後到者同樣可以成為受歡迎的香港人。
香港是七百多萬港人安身立命，追尋生活意義，為下一代建設美好家園的地方。失去了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座城市便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港人也就失去了「香港」，也就不成為「香港人」了。■
堅守香港核心價值是近年港人不斷發出的呼籲。社會轉型中，以商業為核心利益的香港正被政治化的香港覆蓋，不顧商業、社會利益的政治行動超越其上，長期遵循商業之道中形成的社會規則、尊重多元的理念，被人不屑一顧的拋棄，香港百多年建樹立業的價值支撐，正在社會轉型中令人擔憂的受到沖撀甚至慢慢流失。
不斷放大的雜音，越來越偏離香港多年來獲得輝煌的價值依賴。浮濫的隨心所欲，正營造一個躁鬱的香港。近年來的政治較量導致社會撕裂、人心不穩，都在以丟失香港的核心價值為代價。對政府承諾的政改失去信心，公然稱將以身試法作抗命；大街上看不慣警察的所作所為可隨意辱罵；特首梁振英落區，護衛安全的，除了警隊還有黑幫紋身大漢；在街上鬥大聲、鬥惡相的激進勢力，除了泛民，還有建制派的支持者；因為早來香港幾年，就可以惡言相向大聲阻攔後來者，更有侮辱性的言行指責新移民和內地客等等，這和香港國際城市形象不符，更與香港固有的價值背道而行。
2004年6月7日，近300位來自香港42個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那時的宣言就直指，回歸以來，香港的核心價值備受衝擊，與港人歷來所追求的目標愈來愈遠，呼籲市民齊以言論和行動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免令香港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
每一個社會，每一重要時刻，都有適合這個社會發展的價值觀，由此形成社會的特質。香港，不僅是地域概念，還有文化層面、生活方式、待人取態等構成的軟形象。香港在過去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撐這些經驗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的一些體現香港優勢的核心價值。愈來愈多港人亦已認同，在追求生活質素提升的同時，也應本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價值，強調公民參與，致力跨代社會公義，尋求人本的經濟發展，並重視環境保護及人與自然和諧。
值得提出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應是排他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是香港的目標追求，只要認同這樣的價值，都值得多元的香港社會包容、尊重，「和平仁愛」的對待。香港得益於中國大陸不開放或者開始開放，在中國改革開放中，香港人以自己的熱忱參與其中，在內地華東水災、四川地震中等內地災難面前，香港人血濃於水所表現的核心價一直得到贊賞，獲得掌聲。
這些年，內地經濟發展了，社會開放了，與兩地更為融合。香港卻冒起抗拒內地和排外思潮，面對激烈競爭，無力感與挫折感日趨沉重下，有人拋棄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切割內地，拒絕同胞，這不能不令人擔憂。核心價值的動搖，將削弱香港的管治質素與營商環境，並破壞社會的制度理性與凝聚力，並會極大的破壞社會穩定。
香港一向是「移民城市」，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就是不斷張開雙臂，在擁抱自由、民主、平等的核心價值，在擁抱公平、公正、融容的理念，在擁抱向往香港價值而聚集起來的志同道合者中一路走來。先來者是香港人，後到者同樣可以成為受歡迎的香港人。
香港是七百多萬港人安身立命，追尋生活意義，為下一代建設美好家園的地方。失去了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座城市便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港人也就失去了「香港」，也就不成為「香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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